編 者 序
萬物有本然，終不為他者。
——約瑟夫·巴特勒
萬物有本然……
——以賽亞·伯林
巴特勒這句話是以賽亞·伯林最喜歡的引語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論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開頭是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誤會，因為這部集子無論如何不能算做伯林關于浪漫主義的新書。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間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A. W. 梅隆系列講座上做了關于浪漫主義的脫稿演講之后，他曾試圖將其變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別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一職之后，他不斷擴展自己的閱讀，積累了一堆筆記，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義的專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筆記存放在一個單獨的房間，重新開始整理他的資料：他列出一些標題，并把篩選出來的筆記口述錄制到磁帶上，歸納到預設的標題之下。他甚至考慮利用已有的材料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寫一個長長的序言，而不是獨立成篇，作為他的一個專題研究。但這個計劃屢屢擱淺，部分原因可能是資料準備的過程太長，致使寫作的興味闌珊。據(jù)我所知，到后來他對這本計劃過的專著未著一字。
顯然，對于伯林的讀者來說，他未將演講修訂成書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對他本人來說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壞事。如果當初就完成此書的寫作，那如今這本充其量只算是編輯過的講稿就永遠不會出版。一旦經過精心修改和擴充，伯林演講所特有的那種清新、直接、強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風難免會變得晦暗。伯林還有一些脫稿演講最終都是以錄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來，我們不妨拿這些演講與那些終于修訂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講參照過的文字稿本做個比較，就會看出伯林為了出版曾經三番五次修改過他的內容。顯然，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煉，但有時不免減弱了口頭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過來說，根據(jù)一篇尚未斧削的長篇底稿——伯林稱之為“殘篇”——來做演講，而非照本宣科，演講內容就會顯得酣暢淋漓�；蛟S，以多元論的術語衡量，這二者之間的優(yōu)劣根本不可比較。在這種情況下，優(yōu)也罷，劣也罷，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種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標題是伯林自己早年計劃寫作該書時擬用的。在演講時，他將標題換成了“浪漫主義思想的來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為在索爾·貝婁1964年出版的小說《赫索格》的開篇幾頁里，書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猶太學者，正在經歷一場自信的危機。他在紐約的一間夜校里試圖講授一門成人教育的課程，卻未能成功。這門課程的名稱恰好就是“浪漫主義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據(jù)我所知，這完全是個巧合。伯林自己明確否認它們之間有任何直接聯(lián)系。不過，無論如何，先前的標題顯然更加響亮。如果伯林當時確實因為某些理由放棄使用一個更好的標題，這些理由現(xiàn)在已經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講之前所做的導引性評論有些隨意，不適宜出現(xiàn)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們還是具有一定的序言價值。在此，我們不妨摘錄其中的主要部分：
這些演講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藝術專家——藝術史和美學專家，我自己可能無法躋身其中。選擇這個論題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義運動一誕生便與藝術息息相關：雖然本人對藝術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將藝術逐出我的研究范圍之外。我起碼得兼顧一下。
在某種意義上，浪漫主義與藝術之間的關系較之它與其他領域的關系要緊密得多。假使我有資格來談論浪漫主義，那是因為我打算涉及社會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認為，我們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義運動不僅是一個有關藝術的運動，或一次藝術運動，而且是西方歷史上的第一個藝術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運動，藝術君臨一切的運動。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浪漫主義運動的本質。至少，我將力圖證明這就是浪漫主義的本質。
需要補充的是，浪漫主義并非單單具有歷史學的意義。今天的很多現(xiàn)象——民族主義、存在主義、仰慕偉人、推崇非人體制、民主、極權主義——都深受浪漫主義潮流的影響，這種潮流流布甚廣。就此而論，它并非一個與我們時代毫無干系的主題。
下面這個片段也很有意思，它顯然是伯林演講之前草擬的開場白。我發(fā)現(xiàn)這是伯林為這個課題所做的筆記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從未想過給浪漫主義的性質和目的下個定義，因為，諾斯洛普·弗萊明智地告誡過我們，如果有人試圖證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義詩人的顯著特征，比如說，對自然和個體的全新態(tài)度，試圖證明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間的那些作家才具備——并將這些作家的態(tài)度與蒲柏或拉辛的態(tài)度做個對比，那么必定會有別人從柏拉圖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證；從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證——肯尼斯·克拉克就是這么做的；從赫利奧多羅斯那里找到反證——塞埃就是這么做的；從一個中世紀西班牙詩人或前伊斯蘭阿拉伯詩人那里找到反證；最終還會從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證。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純粹的界定——借此我們可以做出判斷：我們可以說任何藝術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徹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說人是一個絕對的個體，這就是說他擁有別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說人具有絕對的社會性，也就是說他自身完全沒有特性。然而，諸如此類的界定并非毫無意義，相反，沒有這類界定我們寸步難行：它們標明了一些屬性、傾向或理想的類型，我們用來發(fā)現(xiàn)、確認，或者說強調（如果先前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的話），對，就是強調（因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動詞）那些通常稱之為人的特點、行為、觀點、運動或學說的方方面面。
說一個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時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釋，解釋的依據(jù)是一個目的，或者說一連串目的（它們之間也許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種視見，興許就是一瞥或揣度——這些解釋可能指向某種基本無法感覺的狀態(tài)或行為——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運動或作為生活本質一部分卻未得到解釋（也許是難以解釋）的藝術作品。對多數(shù)研究浪漫主義不可盡數(shù)之方方面面的嚴肅作家來說，這些正好就是他們意欲窮究的目標了。
我的意圖更加有限。在我看來，十八世紀后半葉，在我們明確地稱之為浪漫主義運動之前，發(fā)生了一次價值觀的根本轉變，影響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對這一轉變最生動的表述見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們表現(xiàn)出來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屬于他們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見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東西中。沒有這些典范，則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認為革命的后果和現(xiàn)象（浪漫主義藝術，浪漫主義思想）便不可能產生。如果大家說我還未論及深藏在浪漫主義之內或哪條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話，我欣然承認。我并不想定義浪漫主義，只想研究隱匿在重重偽裝之下的這場革命能夠暴露出來的那些最明顯的形式和癥狀。此外無他：但這也足夠了。因為我希望說明的是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變化，比起影響力不曾受到質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國的工業(yè)革命、法國的政治革命、俄國的社會和經濟革命——一點都不遜色。確實，我所關心的這次運動已關聯(lián)到各個層面。
在編寫這些講稿時（根據(jù)BBC的錄音），我盡量克制自己。總的來說，盡量不做改動，以保證文本的流暢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講本身所具有的隨意風格和偶爾出現(xiàn)的不怎么規(guī)范的表述——對于演講來說，這種隨意和不規(guī)范其實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時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潤飾工作（多數(shù)即興所說的句子是需要這種整理的），也不會妨礙人們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從前對講稿所做的輕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過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夠聽到講座錄音的讀者，如果將此書和錄音進行對照，便能發(fā)現(xiàn)其中的差異。
我總是盡力追蹤伯林文中的引語。大凡那些引自英語原文，或直接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譯的材料，我則保留未動。其實，化用和意譯是伯林的一個演講策略，我們不妨將其稱為“不完全引用”�！安煌耆谩庇袝r會帶引號，但不是原來引語的直接重復。它們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或就是他已經表達的。他不必特意聲明引語出自他的翻譯或他本人發(fā)表過的那些文字。這種“不完全引用”的現(xiàn)象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是很常見的，但在當代學術氛圍里大概已不受歡迎了。伯林在世時我所負責編輯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關注他的直接引用，對那些直接引語和明顯是意譯的引語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書，如果堅持只給那些確鑿無疑的直接引語標注上引號以便掩飾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實它們本來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飾效果），未免顯得做作和節(jié)外生枝。我特別提及這一點，以免誤導讀者。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錄前標出不完全引用的出處，以使讀者獲得一個背景性的了解。
這次講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節(jié)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亞、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歲的那一年）在英國BBC第三臺重播。過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關伯林的節(jié)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堅決反對自己在世時出版這個講稿，不只因為他在晚年還想完成一本浪漫主義的專著，或許還因為他覺得不經任何修改和擴充就出版一些即興演講是一種虛榮的行為。他很清楚自己說過的一些話很可能太籠統(tǒng)、太含混、太粗糙——作為演講大概還可以接受，一旦成書便經不起推敲。確實，在致BBC電臺第三套節(jié)目的負責人P. H. 紐拜的一封感謝信中，他描述自己“傾瀉出巨大的語言洪流：六個多小時的狂熱的、不時短路的、焦灼的、氣喘吁吁的——在我聽來，有時是歇斯底里的——講話”。
有人認為即便是現(xiàn)在也不應該出版講稿——雖然其優(yōu)點不可否認，但它仍然有損伯林作品的流傳。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的觀點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學者的支持，特別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納，一位特別苛刻的批評家的支持。幾年前他讀到我編輯的這部講稿，就竭力主張依照原樣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時出版這類演講稿是個錯誤（我對此持矛盾態(tài)度）。我認為在作者已經很功成名就，講座也很激動人心的情況下，出版他的演講稿不僅可行而且符合讀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確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講稿。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他并未暗示說要做個嚴格的限定。他認為作者死后出版與生前出版的規(guī)則是不一樣的。他肯定也知道——雖然他從未承認過——他的梅隆講座展現(xiàn)了即興演說藝術的絕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記載下來，永久留傳�，F(xiàn)在是時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爭議的關于J. G. 哈曼的書中的話來說，該是被“有鑒別能力的讀者接受或反駁”的時候了。
我應該在此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當然，值得感謝的人遠遠超過我現(xiàn)在所提及的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頁中提到的書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摯的謝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書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贊助者，他們提供了沃爾夫森學院獎學金的贊助；致予布洛克勛爵，他幫助我獲得了寶貴的資助；致予沃爾夫森學院，提供給我住宿和工作的環(huán)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書，他已經成為我二十五年來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羅杰·郝舍爾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納，他們閱讀了講稿并提出了一些寶貴的修改意見，還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幫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對編輯此書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建議；致予出版者們，尤其是查托和溫達斯出版社的威爾·薩金和羅伊納·斯凱爾頓—華萊士，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頓，他們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繆爾·格滕普蘭，他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議；致予我的家庭（雖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們），他們得忍受我心無旁騖的職業(yè)怪癖。最后的致謝也許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說：感謝以賽亞·伯林信托我來編輯他的講稿，對于一個編輯來說，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謝他允許我在做此事時擁有完全的自主權。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記
1965年，以賽亞·伯林在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做了一系列后來定名為《浪漫主義的根源》的脫稿演講。1999年，經過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編輯亨利·哈代的“盡量不作改動”的整理以及適當?shù)木浞ㄉ系臐欙�，這些當初令聽眾魂銷神醉的思想詠嘆調轉換為文字的華彩樂章，依舊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渾而酣暢的即興風格。一連三屆，我選用這本演講集作為我開設的研究生課程《浪漫主義批評文獻導讀》的基礎讀物。每當念到一個個密集重復、內嵌層層悠長而澄澈的定語從句的排比句段時，我不禁要說：“這是天神眷顧天才的時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樂性的美文是很難譯成另一種語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譯過程中，三位譯者時時有言不從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對過程中，我不時有詞不盡意之嘆。使我們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達居然成了難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說，原文的編輯為了保留伯林那種“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風”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話，那么，我們則需要特別的精心移譯那些“近乎于飛揚和舞蹈”（尼采語）的句子。但是，無論多么精心，我們依然難以追攝伯林的神韻。如果說，在翻譯大家那里，翻譯是“殊語傳深意，終然是夏聲”的話，那么到了我們這里，翻譯也許是此間有真義，執(zhí)筌而失語了。
本書的翻譯不盡人意，但整個翻譯和校對的過程卻是一個磨礪我們的耐心和細心的反復合奏。我們四人相當于一個四重奏小組，每人各揚其長，卻又能彼此應和。我曾是三位譯者的老師。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資助，前往哈佛訪學一年。期間，除了進修與研究計劃有關的課程之外，我還旁聽了數(shù)門本科生的小型討論課。在親歷了一番西文經典的炙熏，領略過多次師生間追問與辯難的精彩之后，我想與其臨淵羨魚，不如見賢——“效顰”吧。個人之力，雖無法撼動大的格局，但還是能夠做點微小的改變的�；貒�，我給本科生開了一門《英語小說杰作細讀》，挑選了十篇具有詩性敘事特點的英語小說經典，引導學生緊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細讀。也許是教學方式未循宏大敘事的慣例，也許是文本內容超過一般中文系學生的英語程度，上課的人漸漸少起來，最終剩下包括三位譯者在內的五位學生，結果卻成全了我的實驗目的。五位學生好學敏問，師生之間形成了一種亦師亦友的從游關系。當我第一次給研究生導讀伯林的《浪漫主義的根源》時，我邀請三位譯者旁聽。后來，她們分別（先后）進入國內外名校讀研或攻博。借助互聯(lián)網，我們保持密切的互動，共享學術資源，交流讀書心得。討論最多的，也許就是伯林了。當?shù)弥獎|先生正約人翻譯《浪漫主義的根源》，我便不揣淺陋，推薦呂梁、洪麗娟和孫易擔當主譯，自薦充當校對。坦率地講，如果當時能夠預知后來所要經歷的那種踟躕旬月、一詞難求的窘況，我是斷然不會有此冒昧之薦的。我未高估三位譯者的能力，但的確低估了伯林文體的難度——它聽起來平易（否則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聽眾也不會準時打開收音機，一連數(shù)小時收聽他在BBC做的廣及哲學、歷史、政治、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即興演說了），實則宏奧：長句的洪流，裹挾著巨量的觀念、暗示、警句、引典、逸聞、考釋、推斷傾泄而出，從一個論題奔向另一個論題，情緒不斷上升，觀點不斷加強，形成一個個興奮的漸強音，最后涌向宏偉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樂，是聽眾躍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卻是譯者莫可奈何的天塹。
所幸，校對本書的時候，我得到了數(shù)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學比較文學系的陳陸鷹博士德英俱精、復旦大學哲學系的王金林教授專治德國哲學，一有疑難，我便求助于他們，總是得到積極的回應，而且往往引出他們的妙論。正是他們的質疑或修正，我對伯林的解讀從文體的層面下潛到稍深一點的深度。在此，我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此外，我要真誠地感謝余婉卉同學：她幫助我統(tǒng)一了索引與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別感謝主編劉東先生的信任：在讀過我的一篇海外漢學的書評之后，他把一本影響甚巨的“小書”的翻譯托付給一個他不曾謀面的末學。他的信任成為我前后校對四遍的動力。
翻譯是遺憾的藝術。雖然我們竭盡全力，但囿于學識疏淺，不免舛誤，多有不逮，祈望讀者恕諒，方家惠正。
張箭飛
2006年7月于東湖放鷹臺寓所
作者簡介：
以賽亞·伯林（1909—1997） 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國里加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并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丁等參與了日常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zhàn)期間，先后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學課程，并把研究方向轉向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并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克思》（1939）、《自由四論》（1969，后擴充為《自由論》）、《維柯與赫爾德》（1976）、《俄羅斯思想家》（1978）、《概念與范疇》（1978）、《反潮流》（1979）、《個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現(xiàn)實感》（1997）等。
目錄：
目 錄
編者序 001
一尋找一個定義 009
二對啟蒙運動的首輪進攻 028
三浪漫主義的真正父執(zhí) 051
四 拘謹?shù)睦寺髁x者 072
五奔放的浪漫主義 096
六持久的影響 119
參考文獻 146
索引 165
校后記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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