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古典文化社會學的幾個流派
如果說19世紀60年代以前孔德、斯賓塞所開辟的道路還很少有人問津的話，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在這條道路上行走的人們已經是車水馬龍、川流不息了。過去，孔德不過是一條“死狗”，斯賓塞也不過是一個孤僻的神經官能癥患者，然而到了這個時候，不僅科學界紛紛把他們當做魁斗仰視，而且連官方也不能不把他們抬進神圣殿堂，大量出版發(fā)行他們的著作了。人人談實證，個個論進化，實證主義一進化論的世界觀成了當時西方知識界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他們不僅試圖以此解釋自然界的一切現(xiàn)象，也試圖給所有的社會和文化現(xiàn)象以科學的說明。在這種研究中，他們時而把這些自然因素提高到首位，時而又強調那些自然因素重要，這樣就形成了古典文化社會學研究中的不同的流派。這些流派主要是：文化地理派、文化心理派、文化人種派等等。這些流派主要不是在組織上有什么聯(lián)系，而是以某種共同的自然因素解釋文化現(xiàn)象。
文化地理派的觀點可以追溯到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孟德斯鳩的社會地理學思想。他在(羅馬盛衰原因論)等書中就曾過文化地理派的觀點可以追溯到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孟
德嘶鳩的社會地理學思想。他在《羅馬盛衰原因論》等書中就曾過分地強調地理條件對一個民族的道德面貌、法律性質以及政體特點的影響。19世紀初期，法國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史達爾(C．Stall)在她的《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論文學》(簡稱《論文學》，1800)中，也曾從自然環(huán)境和地理條件方面論述過西歐南北方文學發(fā)展的不同特點。我們在前邊談到的德國民族學家巴斯蒂安的文化地理區(qū)域理論和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的文化區(qū)域分布論，都可以說是文化地理學派的思想淵源。到19世紀后期，西方一些社會學家、文化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按照生物學的地理分布理論來解釋社會文化的產生、發(fā)展及其分布情況，遂形成了一個文化地理流
派。這個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策爾(F．Ratzel)。他是德國的地理學家、民族學家和社會學家，主要著作有《人類地理學》（1882"一1891）、《非洲的弓》(1891)、《土地與生活》(1901—1902)等。拉策爾把社會看成如同生物一樣的有機體，從地理環(huán)境方面描繪人類文化的進化與分布。他著重注意的是物質文化現(xiàn)象，認為物質文化特征是不同民族發(fā)展的標志，從各種物質文化特征上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看出文化的移動和傳播。拉策爾既是19世紀文化地理流派的代表人物，又是20世紀初德國“文化圈”派的創(chuàng)始人。除拉策爾外，古典文化地理學派中還有法國丹納(H．A．Talne)、英國的勃克爾(H．J．Buckle)等人。丹納主要是研究文學、藝術一類精神文化的，著有《藝術哲學》；勃克爾則側重于民族意識、體格與物質財富的積累，著有《英國文明史》。其他還有一些社會地理學家、地質學家等。文化地理學派從地理環(huán)境的角度研究文化與自然界的交互作用的做法和相關見解是頗為重要的。但這種見解主要適用于原始文化的創(chuàng)造與發(fā)展，因為原始文化時期影響文化創(chuàng)造的主要是自然地理環(huán)境。文化世界創(chuàng)造發(fā)展起來以后，雖然也受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但若過分強調地理環(huán)境，也就忽視了文化的獨立性及其存在發(fā)展的復雜變量關系了。文化地理學派的思想對20世紀初期德國的“文化圈”學派、英國的傳播學派、美國的歷史學振以及現(xiàn)代的人文地理學派都有很大影響。
文化心理學派的思想在巴斯蒂安和泰勒的著作中即已表現(xiàn)出來。巴斯蒂安的“原始觀念”和泰勒的“原始信仰”，都可以說是文化心理學的解釋。到19世紀末期，實證主義心理學發(fā)展了起來。遂產生出了一批進化論的心理學家解釋社會文化現(xiàn)象。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的沃德和吉丁斯。沃德著有《動態(tài)社會學》(1883)、《文明的心理因素》(1893)等書。他從人類的“欲望”出發(fā)解釋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原始動力。他把這種原始動力分為兩種，一種是生物性的沖動，如性欲、食欲等；一種是精神的沖動，如道德、審美要求等。因此，沃德認為，人類理智的、道德的、審美的等文化現(xiàn)象都是這種人類欲望沖動的結果。吉丁斯著有《社會學原理》(1896)、《社會化理論》(1897)等書，他以“同類意識”說解釋社會文化的起源。他認為任何生物都有區(qū)別于他類動物的意識形態(tài)。在人類社會中，由于政治、經濟以及種族的種種原因，產生了各種“同類意識”。在他看來，社會不過是一種受自然過程制約的心理現(xiàn)象，它的發(fā)展是由“同類意識”決定的，文化傳統(tǒng)、群體思想、價值觀念等都是“同類意識”的產物。除美國的沃德和吉丁斯外，英國的詹姆斯·弗雷澤(J．Frazer)和芬蘭的希爾恩(Y．Him)也從人
類心理的角度解釋文化現(xiàn)象。弗雷澤是民俗學家，著有《金枝集》(1890)，其文化思想宗于愛德華·泰勒的“萬物有靈”理論。不過他又把人類智力的發(fā)展劃分為巫術、宗教、科學三個階段。按照弗雷澤的意見，人類原始文化都由“交感巫術”產生。希爾恩主要研究文學、藝術一類精神文化，他的《藝術起源》(1900)一書，一半是心理學的，一半是社會學的，其思想主要受愛德華·泰勒和弗雷澤等人類學家的影響。古典文化心理派的思想主要是基于人類進化的理論，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實證主義的。但是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在反實證主義一進化論的思潮中，隨著本能心理學、族體心理學、集團心理學的興起，他們對自己的思想都做了不
同程度的修正。
文化人種論是一個非常反動的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國的約瑟夫·戈比諾(GobineanleContebe)、德國的奧托·安蒙(O．Ammon)和英國的H．張伯倫(H．Chamberlain)等人。這些人主要是種族主義者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從達爾文的生存斗爭生物學出發(fā)，以人的生物本能代替人的社會本質，認為影響文化發(fā)展的不是地理環(huán)境，也不是時代風俗、道德或其他社會條件，而是種族本身。他們企圖以人種的皮膚顏色、頭顱的大小、身體的素質等特性來說明人類文化的創(chuàng)造能力和掌握能力。在他們看來，所有的人類文化都是白色人種創(chuàng)造的，其他文明民族的文化都是白色人種的文化傳播的結果；白色人種的文化又是由雅利安人創(chuàng)造的，而日爾曼人則是雅利安人當中的*高級種族，因此日爾曼人是人類的花朵和文明的中心。文化人種論為德國法西斯主義者進行擴張、侵略戰(zhàn)爭制造了理論根據(jù)。
除上述文化流派外，還有一些別的流派，如文化機械論、文化唯能論等等，大都以自然科學的理論解釋文化現(xiàn)象。這些理論離文化的社會學思想更遠，這里就略而不論了。至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產生的新的文化進化論思想，則留待第五章去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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