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張資平
躲齋
創(chuàng)造社組建者之一的張資平，曾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并稱于20世紀的20年代初。1937年，他離開上海去南京汪偽政府任職以后，不僅參與創(chuàng)辦親日刊物《新科學》、《文學研究》，而且擔任漢奸組織“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的文化委員會主席。更有甚者，他還著文鼓吹“東亞共榮”。所以，他之為人唾棄，乃理所當然。
張資平在抗戰(zhàn)勝利前一年，即1944年就由寧返滬，勝利后為國民政府拘捕過，但不知為何又獲得了自由。解放以后，他在上海的一所中學里任教。1951年春夏之交，我曾經(jīng)與張資平見過一面。那年他還不到60歲?張誕生于1893年?，可是已經(jīng)顯得十分蒼老，以“張聲”之名，在成都北路的私立光實中學教書。我是偶然得此消息的，由于當時正困惑于郁達夫研究，就去學校造訪他了。他以“年來記憶力衰退”為辭，對我所提出的關于郁達夫的種種，創(chuàng)造社的種種，概不回答。后來我換了話題，請他談談自己早年的小說，他卻以木然的表情說了四個字：“已過去了”。他是廣東梅縣人，講一口廣東腔并不太重的上海話。這唯一的一次見面，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他木訥的神情。后來聽說他被捕了，最近查閱史料，才知道他在1955年被治以漢奸叛國罪，于1959年病故于安徽勞改農(nóng)場。
其實張資平于創(chuàng)造社，不僅是創(chuàng)始人，而且是與社相始終的一人。創(chuàng)造社雖以1922年5月《創(chuàng)造季刊》的出版為其文學活動的“紀元”，但最初的醞釀和策劃，當以1918年8月下旬，張資平和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博多灣海濱的談話為起點。1929年2月，創(chuàng)造社遭查禁，《創(chuàng)造月刊》�？瑒�(chuàng)造社宣告終結時，郁達夫早已脫離了創(chuàng)造社，郭沫若則亡居日本，成仿吾也因社中事務棘手而去了歐洲。但張資平還依舊是創(chuàng)造社的常年理事，并與王獨清、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一起在上海活動。所以，張資平對創(chuàng)造社，應該說是有相當貢獻的。
但張資平最主要的，還是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從1920年11月發(fā)表處女作《約檀河之水》以后，十年之中，出版了18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飛絮》、《苔莉》、《最后的幸福》、《長途》、《糜爛》、《愛力圈外》、《青春》、《紅霧》、《天孫之女》、《愛之渦流》、《跳躍著的人們》、《柘榴女》、《群星亂飛》、《上帝的兒女們》、《脫離軌道的星球》、《北極圈里的國王》、《明珠與黑炭》?，6部短篇小說集?《愛之焦點》、《不平衡的偶力》、《梅嶺之春》、《素描種種》、《雪的除夕》等?。此外，他還譯了《草叢中》、《襯衣》等6部小說集，編著了《歐洲文藝史大綱》、《近世社會思想史綱》、《社會學綱要》以及《文藝新論》、《普羅文藝論》等。另一方面，作為日本帝國大學地質(zhì)學畢業(yè)生的張資平，于地質(zhì)學的研究，仍不減其留學時代的興味，而有《普通地質(zhì)學》、《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海洋學》?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等專著。他是創(chuàng)造社中最多產(chǎn)的一位作家。而且由于題材多為男女戀愛，以及語言筆調(diào)的流利自然，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從容，使讀者對其長篇毫不覺其冗長，從而成為暢銷書。他曾經(jīng)擁有大量的青年讀者，贏得過空前的成功。
但是，張資平也因此走上了媚俗的歧途，以至于為人非議。20年代中期，他的小說就已經(jīng)被批評界公論為“題材是千篇一律，方法是定性公式”。因其所寫多為三角四角戀愛，而且女主人公大都是早熟、肉感、性沖動強烈，勇于主動追逐男性的女性，例如為張資平自負的“代表作”《苔莉》?1926?，就非常著力于精細的性心理描寫，從而“引人入勝，轟動一時”。而當1927年至1928年“革命文學”的論戰(zhàn)展開之際，張資平在其《樂群月刊》第一卷里宣言，說要“跳出愛力圈外，轉(zhuǎn)變方向”了。這就招來魯迅先生誅心的批評：“張資平氏據(jù)說是‘最進步’的‘無產(chǎn)階級作家’，你們還在‘萌芽’，還在‘拓荒’，他卻已在收獲了�！瓘堎Y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并且看見女的性欲，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吃苦。這自然不是無產(chǎn)階級小說。但作者一轉(zhuǎn)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升，何況神仙的遺蛻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這是收獲呀，你明白了沒有?”最后，魯迅概括張資平小說學的全部精華，是一個“△”。?(《二心集·張資平氏的“小說學”》，1930)?從此以后，張資平漸為左翼所鄙夷，到1933年《申報·自由談》竟至于中止刊登他的連載小說，張遂消失于文壇。
但如果細細尋繹，平心而論，張資平的小說對新文學的發(fā)展，特別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還是有所貢獻的。他的深細的性心理描寫，在客觀上拓展了“五四”以后新文學作品心理描寫的領域，提高了小說的表現(xiàn)力。另一方面，張資平的題材固然大多局限在戀愛這一范圍之中，但畢竟還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五四時期青年男女追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時代聲音，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如果以其較優(yōu)秀的《上帝的兒女們》(1931年)而論，誠如陳子善先生所說：“他是現(xiàn)代作家中能夠廣泛地多側(cè)面地描寫教會生活，揭露教會黑暗丑惡的一面的一個代表�！�
?摘自9月2日《文匯讀書周報》躲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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