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女戰(zhàn)士的清貧人生
每月初，總有一位八旬老太太，步履蹣跚地走進寧夏青銅峽市葉盛鎮(zhèn)葉盛村小學，看望家境貧困的孩子。
老太太名叫劉玉萍，今年84歲，她是一位長征時西路軍幸存的女戰(zhàn)士。
據(jù)說，當年長征西路軍幸存的戰(zhàn)士，今天仍健在的僅有兩人，而這位老太太正是這兩人中的一位。
西路軍是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一支。1936年，長征勝利后，根據(jù)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向西渡過黃河。隨后，第九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這些過河的部隊被稱為“西路軍”。
“八一”建軍節(jié)前夕，筆者采訪了這位老紅軍。
參加紅軍
與湖北、陜西交界的四川省巫溪縣有一個劉官村，20世紀三十年代，當革命的火種播撒到這里的時候，這個總共才80多人的村子就有10多個人走進了革命的隊伍，劉玉萍也是其中的一個。
劉玉萍的親生父母靠做生意謀生，雖然生意不大，但日子過得還不錯。在生劉玉萍之前，父母曾生育過幾個孩子，卻都沒能活下來，“獨生女兒”的劉玉萍自然成了他們的掌上明珠。劉玉萍七歲那年，含辛茹苦的父母竟在同一年內(nèi)患病先后去世。于是，劉玉萍的本家老叔劉知才收養(yǎng)了她。
劉玉萍的本家老叔是個聞名于鄉(xiāng)里的地主。村里村外20多戶人家全租種他的田地，一年兩季的收租使他的錢財越來越多。
9年之后，劉玉萍16歲，村里人早已把她稱為“有錢人家的小姐”了。這年，紅軍來到這個三省交界的地方開辟革命根據(jù)地�！按蛲梁�，分田地”，劉知才慌忙扔下收租的米斗落荒而逃，從此再也沒有回劉官村。
空蕩蕩的大院只剩下了劉玉萍一個人。
村子里有10幾個人在歡快的鑼鼓聲中報名參加紅軍，劉玉萍這位“有錢人家的小姐”也報了名，并成了一名護士。
不久，劉玉萍跟隨著紅軍離開了劉官村，開始轉(zhuǎn)戰(zhàn)于川陜鄂革命根據(jù)地。當時，紅軍常常遭到白匪的襲擊。劉玉萍所在的護士連任務(wù)很重，她們不僅要在大山或村頭潮濕的帳篷里為一個個傷員包扎傷口、喂藥，而且還要冒著槍林彈雨到前線用擔架把傷員抬回來。
劉玉萍從小到大沒有吃過苦、受過累，甚至從沒有干過體力活，如今，她必須與其他護士一樣，承受風餐露宿的艱難困苦。
剛開始，劉玉萍很不習慣，但看到紅軍戰(zhàn)士為了窮人的幸福，灑熱血，獻生命，她就無怨無悔地埋頭工作。抬著傷員，一次次地轉(zhuǎn)移，劉玉萍的肩膀和掌心上磨出了一個個的血泡。1935年夏，劉玉萍和護士連跟隨部隊，開始了艱難的長征。
落入魔掌
爬雪山、過草地，吃草根樹皮、喝污水馬尿……1936年秋天，經(jīng)過一年多的長征，劉玉萍所在的西路軍到達了甘肅靖遠。這一路上，“與蘇聯(lián)紅軍會師”的口號一直牽引著紅軍西路軍不斷西進。當他們渡過黃河，進入馬鴻逵、馬步芳的“馬家軍”地盤時，遭到了這些匪徒瘋狂的圍追堵截……一天晚上，護士連連長忽然跑來對大家喊：“不好了，大部隊已被馬匪打散了，大部分同志都犧牲了。同志們，趕緊往后撤吧！”
在“馬家軍”匪徒的炮火中，護士連里30多個護士開始急速撤退。她們一路猛跑，一口氣跑到了溝壑縱橫的祁連山。
這時的祁連山早已是數(shù)九寒冬的氣象。山里處處都是半尺厚的積雪，氣溫低到零下30多度，劉玉萍和護士連的戰(zhàn)士穿的卻都是長征開始時所發(fā)的單軍衣。寒風像一把把無形的冰刀子，無情地割著她們的身體。夜幕降臨了，護士連的戰(zhàn)士們用樹枝掃去一塊巨大山巖下的積雪———這里就成了她們的“營地”。為了御寒，30多個姐妹只能相擁在一起睡覺……難挨的饑餓和寒冷煎熬著護士連的姐妹們，好幾位身體較差的護士就永遠地倒在了潔白的雪地上。
斷糧幾天后，劉玉萍和她的戰(zhàn)友們在山腳下發(fā)現(xiàn)了一匹死馬。這匹死馬大概是“馬家軍”匪徒留下的。多么及時的救命“糧食”！劉玉萍和她的戰(zhàn)友們升起煙火，將砍下的一塊塊凍僵的馬肉烤熟。
炊煙裊裊，暴露了她們的行蹤。很快，一支正在尋找紅軍小股人馬的馬匪騎兵部隊，從四面八方用黑乎乎的槍口對準了她們。
飽受奴役
護士連的戰(zhàn)士們沒有一支槍，饑寒交迫，也根本沒有一點反抗的能力。她們不幸都被俘了……三天以后，劉玉萍和護士連的姐妹們被捆綁著押送到甘肅的涼州（今武威）。
這天下午，一個臉上長滿絡(luò)腮胡子的馬匪團長伸出長滿長毛的大手，將劉玉萍拉了出來，讓她到自己家里當傭人。劉玉萍不從，兩個衛(wèi)兵就將她一陣毒打，然后，還是將她扔上了一輛去團長家的馬車。
團長名叫馬二駒，是馬匪干將之一。
劉玉萍在馬二駒家里飽受奴役。馬二駒家里幾乎所有的活，都一古腦地甩給了她。甚至原來由衛(wèi)兵干的擔水活也要她干。馬匪團長怕她逃跑，每天還派專人看管著她。
劉玉萍稍有不順，馬二駒輕則咧著嘴罵，重則拔拳就打。這個馬匪團長有三房老婆，三個“團長太太”對劉玉萍更是橫加欺辱，她們常用大煙袋“教訓”劉玉萍。
有一次，馬二駒想吃饃，讓劉玉萍做。沒想到劉玉萍將饃蒸出來后，馬二駒竟一口氣吃了好幾個，還連連稱好。
從這以后，馬家人對劉玉萍的態(tài)度稍稍有所改善。于是，劉玉萍變得更加“勤快”了，馬家人也漸漸地放松了對她的警惕。
劉玉萍每天都在想逃離魔窟的辦法。有一天，一個來馬家的商人趁別人不注意，悄悄對劉玉萍說：“我是地下黨員，你如有機會逃出去，就到蘭州同信路56號找開紡織廠的陜西人，他能幫你……”馬二駒常倒賣鴉片，他也靠此賺了不少錢。一天，馬二駒將盛滿銀大洋的2個米斗放在了劉玉萍住處的隔壁。劉玉萍趁人不備，抓了兩把銀大洋偷偷藏了起來。
尋找希望
2天后，劉玉萍帶著這偷來的20多塊銀大洋逃出了馬家大院。她連奔帶跑地趕了一天多時間的路，終于來到了黃河邊上，她將這些銀大洋全都給了用羊皮筏子擺渡的艄公，才在艄公的幫助下，渡過了黃河，逃出了馬二駒的勢力范圍。劉玉萍向蘭州的方向奔去……沒有吃的，就乞討；沒有住處，就露宿荒野。劉玉萍歷盡艱險，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跋涉，終于到達了蘭州。她多么希望自己能立刻回到紅軍的隊伍中！
在蘭州，劉玉萍意外地打聽到了我黨駐蘭州市的辦事處。劉玉萍找到辦事處，訴說了自己的情況和愿望。但是，當時辦事處有規(guī)定：對流落在外的西路軍戰(zhàn)士，一年內(nèi)回來的，可以留下；兩年后回來的，就要接受審查；三年后回來的，則不予收留。
劉玉萍大失所望，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她恨自己沒能在一年內(nèi)從馬二駒的家里逃出來……走投無路，劉玉萍只好尋找同信路的那家毛紡廠。毛紡廠老板——一個熱心的陜西人收留了她，并讓一個名叫張文義的四川老鄉(xiāng)照料她。
張文義是毛紡廠的會計，為人忠厚老實。不久，劉玉萍與他漸漸地產(chǎn)生了感情。又過了半年，兩人結(jié)婚了。后來，毛紡廠經(jīng)營不善倒閉。劉玉萍夫婦開始窮困潦倒，連租房的錢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考慮新的出路。
正在這時，張文義一位在寧夏吳忠的四川同鄉(xiāng)來信說，他所在的醫(yī)院急需會計，讓他們趕緊去寧夏吳忠。夫婦倆看完信后喜不自禁。立馬動身，17天后，他們到了吳忠。可是，這家醫(yī)院卻停業(yè)了，兩人重新陷入走投無路的困境。
張文義只好四處找活干，但日子還是難以為繼，吃了上頓愁下頓，晚上，夫婦倆就在好心人家的羊圈里借宿。
這樣的生活，他們一直捱到全國解放。
情系孩童
1951年，劉玉萍和丈夫一起來到青銅峽小壩林常小壩林場曾是“馬家軍”匪首馬鴻逵的家產(chǎn)。初來乍到的那陣子，夫婦倆為林場干一些雜活。2年后，張文義被任命為林場場長。豈料，好景不長，丈夫當了一年的場長后，便因病去世了。
丈夫走后，劉玉萍帶著2個還很小的孩子來到葉盛鄉(xiāng)葉盛村，成了一個靠種地吃飯的農(nóng)民。
有村民知道劉玉萍的經(jīng)歷，就勸劉玉萍找組織照顧。劉玉萍卻說：“解放了，大家都得自食其力，參加過革命的人更應(yīng)該艱苦奮斗，我不能去麻煩組織！”
后來，劉玉萍又與一位當?shù)剞r(nóng)民結(jié)了婚，這位農(nóng)民也來自四川。在干旱和貧窮的條件下，劉玉萍憑著自己的勞動養(yǎng)家糊口，從沒有向黨和政府提出過任何要求，一直默默地生活在中國西部的土地上，一年又一年……1984年，當?shù)孛裾块T為劉玉萍頒發(fā)了《西路軍紅軍老戰(zhàn)士證》榮譽證書，并每月發(fā)給120元的生活補助費。1990年，補助費變更為每月210元；去年開始，又增至每月330元。
劉玉萍老人最關(guān)注的是村里的孩子。從1996年起，每月1日那天，劉玉萍必定從微薄的生活補助費中拿出50元錢，分給村小學中幾個最困難的孩童——盡管老人自己生活得也十分清貧。
我的伯父周恩來和我的父親
周秉德
正因為他是周恩來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聽從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遠的遺憾。
爸爸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冬天就轉(zhuǎn)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受黨組織派遣，以入北平宏達學院學習為掩護，做黨的地下交通和宣傳工作。1925年8月8日，伯伯和七媽在廣州結(jié)婚，10月爸爸送七媽的母親去廣州，后經(jīng)黨組織決定，他在1926年1月考進了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學習，這年6月畢業(yè)。后來他參加過北伐，在攻打武昌城時還掛了彩。
1927年蔣介石“清黨”時，爸爸是“武漢中央軍校各期學生共同討蔣籌委會”執(zhí)行委員，并在《討蔣宣言》上署名，后遭蔣介石通緝。那時爸爸23歲，正在和一個姑娘談戀愛，然而不知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個姑娘沒有和爸爸打招呼就跟著一個男人去了四川，癡心的爸爸一下子被這件事情打懵住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錯了什么，他一定要去找那個姑娘問個清楚，他得去一趟四川。
當時共產(chǎn)黨在北伐軍的最高代表是伯伯，但伯伯正在上海組織工人武裝起義，爸爸便向另一位負責同志請假，得允許后立即直奔了四川。
爸爸在四川找到了那個姑娘，才知姑娘早已移情別戀，不肯再和他交往了。爸爸內(nèi)心十分痛苦，一連幾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這時，國共兩黨分裂的形勢波及到四川，國民黨和四川的軍閥聯(lián)合起來大肆逮捕槍殺共產(chǎn)黨人，爸爸清醒起來，急急忙忙地趕回武漢去找組織報到。卻偏偏一頭撞在了伯伯的面前。原來伯伯也已經(jīng)從上海趕到武漢，并且聽說了爸爸去四川的事。伯伯覺得爸爸實在荒唐之極，他大發(fā)雷霆，厲聲叱責爸爸為什么擅離職守，不請假就去四川，不配做個革命軍人。那個準許爸爸請假的領(lǐng)導又不在場，沒有人能為爸爸作證，爸爸也沒有為自己申辯，他怕連累那位領(lǐng)導同志。爸爸越不說話，伯伯越生氣，最后干脆親筆寫下文件，說爸爸擅離職守要對他“撤職查辦”，“關(guān)禁閉”。
爸爸本來滿心的委屈，這會兒聽說伯伯要處分他，還要關(guān)他禁閉，也不禁動了氣，他不想和這個正在大發(fā)脾氣的哥哥論理了，他說既然你認為我不配做革命軍人，那我還不做了呢。爸爸一轉(zhuǎn)身跑出了北伐軍總部的大門，搬到他在黃埔軍校結(jié)識的好朋友文強所在的湖南會館。文強勸爸爸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鬧意見了，就去認個錯吧，怎奈爸爸也正在火頭上，說什么也不肯去認錯。哥倆兒就這么僵持著。因為爸爸不申辯，伯伯便誤認為是“擅離職守”，做了“撤職查辦”的處理，并把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1927年11月末，伯伯由香港到達上海，見了我爸爸又是一頓批評。當時我的爸爸年輕氣盛，受不得親哥哥的嚴厲訓斥，就離開了我的伯伯周恩來，也離開了革命隊伍。
離開黨組織這件事當然是影響了爸爸一生的命運，直到幾十年以后有人向伯伯談起這件事，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誠地說：“我那時年輕，火氣大，是我對他幫助不夠。”表現(xiàn)了他對弟弟的負疚和惋惜。
60年代初，爸爸胃潰瘍越來越厲害，因為胃痛時常發(fā)作，爸爸經(jīng)常請假在家休息，伯伯還安排他到外地療養(yǎng)了幾次，還請我七媽聯(lián)系當時協(xié)和醫(yī)院外科名醫(yī)吳蔚然大夫為他開刀，希望他的病盡快好起來，但他的病仍不能正常上班。1963年一次開會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長，向他交待說：我弟弟身體不好，不能堅持正常上班，請你讓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長開始只是口頭答應(yīng)著，并沒有去辦。因為按照正常情況，退休后，工資再沒有機會調(diào)整，許多在職時的待遇都會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齡的尚且希望推遲辦理手續(xù)，何況爸爸還沒到退休年齡。他猜想我伯伯工作忙，一定不會老記住這件事。
然而，伯伯不會忘記這件事。
還是在伯伯的辦公室里，伯伯的表情十分嚴肅：“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續(xù)的事我已經(jīng)交待你幾次了，為什么還不辦”
“總理，最近比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辦，你再拖著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著全工資不上班呢?!”
于是，1963年6月，爸爸提前一年辦理了退休手續(xù)。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資明顯地減少，可是家中6個孩子，除了我和當飛行學員的秉鈞外，家里4個孩子都上學，負擔很重。
“秉德，我會交待成元功他們從現(xiàn)在起，每月從我工資里拿出200元，還是由你拿回去給爸爸媽媽�！�
我除了點頭，還能說什么呢?
其實從1950年到1968年，每個月，都是由我從衛(wèi)士長成元功叔叔那兒簽字領(lǐng)錢：每個孩子20元，還有給爸爸30元的營養(yǎng)費。從每月105元到120元，后來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們6個孩子全部參加工作為止。
我記得特清楚，伯伯、七媽在世時經(jīng)常講：他們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資來補助親屬和部下，是不愿親友因困難向國家申請補助，是為了減輕國家的負擔!
那是1982年的一天，我和大弟秉鈞被七媽找進中南海游泳池(那時西花廳在維修，七媽臨時住在那里)。親子侄中我們兩個最大，她找我們?nèi)ヂ犅犓倪z囑，從遺囑說起了往事，她說了自己“不但空前也是絕后”的牢騷：
“在經(jīng)濟問題上，我手中從沒拿過一元錢，我和你伯伯的錢，都是秘書、衛(wèi)士們管，三人小組管理。他們有賬。你伯伯死時，留下不到5000元，都交了黨費。別人死都有六個月的撫恤金，我這個一分錢也沒要,過去我和你伯伯在經(jīng)濟上對你們的幫助，不是因為親屬關(guān)系而是以一個共產(chǎn)黨員對國家對社會應(yīng)盡的一分責任來管的。除管了你們一家外，還管了國盛的媽媽、榮慶的媽媽、孫桂云等，都一直管到了死。爾輝來信說有2000元債，我用婦聯(lián)出版了我一本文章和詩的稿費，補了他1000元，我不能全部管他，只能幫他一部分。那次秉建結(jié)婚時欠了賬，我?guī)退?00元。
“你伯伯在錢上更是不管，偶爾在散步時問問何謙、成元功他們：‘我現(xiàn)在有多少錢’他連‘我們’這句話都不說，只說‘我’。他腦子里沒有我，大男子主義可見.一個人的世界觀改造是一輩子的事。這是1960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們交待：將我和你伯伯的錢、賬分頭另記，有時候到月底他只剩下兩毛六分錢。一次他和陳毅自費請《霓虹燈下的哨兵》劇組吃飯，只好用我的錢。一入場他就宣布：今天請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沒錢了。當時這樣分頭記賬已記了一年。我這人是不管錢的，今天我也算發(fā)發(fā)牢騷。我這樣發(fā)牢騷，不但空前，也要絕后了。”
“你爸爸被抓，就因為是周恩來的弟弟”
1968年的8月下旬，我回到北京生老二。真不知是我沒有女兒命，還是當年的祈禱有靈，我又生了一個胖兒子。每當我抱起兒子親熱時，心里總有一點蒼涼，因為看見兒子，我就會立刻想起自己的爸爸。我的兒子10月懷胎出世了，可爸爸被關(guān)已經(jīng)6個月了，還不許探望，不知道任何情況。即便到西花廳去看望伯伯、七媽，我也從來沒有問過他們一句。
那天小兒子滿月，我也算月子做完了，看不得婆婆勞累，搶著在洗孩子的尿布。
“秉德，有人來看你”婆婆來招呼我。
我來到客廳，見到一位完全陌生的解放軍同志。他身材魁梧結(jié)實，笑容真誠坦率，不等我開口，他握著我的手，口吻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熱情自然：“你是周秉德同志吧?你好，我叫王金嶺，是北京衛(wèi)戍區(qū)的。嗯，像，真像!”
“像什么?”我真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你真像老周，就是你父親周同宇啊!”
“您認識我父親?!”
“何止是認識，是很熟悉。今年初，就是我?guī)巳ツ慵規(guī)ё咚穆?”老王說話的口氣很輕松，一點不像是抓了個壞人，倒像是帶走了一個朋友。
“他到底為什么問題抓起來?組織查出什么問題了嗎?”
“要問問題呢，就因為他是周恩來的弟弟。如果不是總理的弟弟，也就沒他的事!”
“真的?”我心里仍然不明白底細!
“所有外調(diào)都是我和造**派一塊兒去的，什么材料我都看了，沒問題，你放心!老周有人品，也有水平，他頭腦清楚，歷史上的事，哪年哪月，張三李四，他都記得清說得準，無論造**派怎么跳著問，他都不會張冠李戴；他從不為開脫自己亂咬人，就是對已經(jīng)落難的人，他一是一，二是二，也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不簡單!上個月我去看他時，他哭了�！�
“為啥哭?”
“成天關(guān)著，不能看報紙，不能聽廣播，大半年了，外面的消息他一點也不知道，他擔心自己的問題連累你們伯伯，連累你們孩子嘛!”
“哎!能不能讓我們?nèi)タ纯此?”
“我可沒辦法!”王金嶺搖搖頭：“不過，我還是想出個辦法，我讓給他訂了份《參考消息》，那上面雖然看不到你們的情況，起碼能看到你伯伯的消息吧!你媽媽那里我也常去看望，你小弟弟、小妹妹去延安去內(nèi)蒙插隊后，你媽一個人在家，她對我說房錢太貴，一個人住太浪費，其實我知道她內(nèi)心的感受，總對鄰居說你爸爸出遠門了，半年多不見人回來，人家背后能不瞎議論嗎？我正幫你母親找一套房子，準備搬家呢�！�
第二天，我去西花廳看伯伯和七媽時，自己還認為是從組織上了解了父親的近況，興沖沖地對他們說：“昨天，參加審查爸爸的解放軍同志王金嶺來看我了，他說，爸爸被抓，就因為是伯伯的親弟弟，爸爸其實沒有什么問題。”
“這個王金嶺怎么這樣說話？”伯伯板下面孔，對在座的人驊叮囑：“你明天去找他談一談，叫他今后講話要注意，不要影響關(guān)系!”
我一聽真后悔，心里直罵自己頭腦太簡單，連累了好心人挨批評!可對伯伯的話又不能不執(zhí)行。第二天，人驊特意按照老王留下的地址找到他，轉(zhuǎn)達了伯伯對他的批評。人驊也和我一樣覺著對不住老王，最后向他道歉：是我們想問題太簡單，讓您受批評。
誰知老王卻挺神秘地笑了，可能因為人驊也是軍人，軍人之間講話更坦率點，老王伏在人驊耳邊說：“沒關(guān)系!總理對我的表揚，都是通過組織傳下來的，說我們外調(diào)認真、辛苦，向我們致敬。對我的批評，就讓你們這些孩子轉(zhuǎn)達，這是對我的提醒。
當然，真正的內(nèi)情，直到“文革”結(jié)束后，王金嶺才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我。
1968年，王金嶺從野戰(zhàn)部隊調(diào)到北京衛(wèi)戍區(qū)，他真沒想到接受的第一個任務(wù)，就是抓我父親———周恩來總理的親弟弟，而且還是總理親自下的逮捕令!那天，王金嶺奉命先來到謝富治的辦公室。謝富治沒開口，先遞給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恩來總理的親筆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邊周總理還用蠅頭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鈞、周秉華、周秉和，家住北京機織衛(wèi)胡同27號。
“這是外交部紅衛(wèi)兵報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個案子�！�
“這個周同宇是什么人”
“他是周總理的親弟弟。”
“總理的親弟弟!”王金嶺的頭嗡地響了起來：周總理親筆批抓自己親弟弟的逮捕令?!
“是啊，嚴格地說，這是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家務(wù)事，你要多動腦子，實事求是，為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分憂解難。我現(xiàn)在還要去開會，具體如何執(zhí)行，由傅崇碧司令員給你布置�！敝x富治完全是政治家的口吻，話說得中性、簡潔，看不出他的傾向性，說罷便起身出門去了。
王金嶺跟著出門，他敲響傅崇碧司令員辦公室的門，心里依然在忐忑不安地猜想：老天，當總理的也無法保護自己的弟弟，還要親筆批準逮捕自己的弟弟，這到底是什么嚴重問題?我如何才能處理好?
“把你從野戰(zhàn)軍調(diào)來，就是相信你有戰(zhàn)斗力!你要敢跟紅衛(wèi)兵干!”一身軍裝的傅崇碧司令員聲音洪亮，態(tài)度明朗：“這個案子是紅衛(wèi)兵搞起來的，周同宇就是與王光美的哥哥一塊吃過幾次飯，紅衛(wèi)兵就說是什么陰謀‘聚餐會’，是特務(wù)活動!完全是無中生有，無限上綱嘛!誰知案子報到江青那里，她倒動作快，不問青紅皂白，一下送到了總理辦公室。
“周總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議，與其讓紅衛(wèi)兵亂來，不如由衛(wèi)戍區(qū)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護起來，以免落在心術(shù)不正的壞人手里遭人暗算，甚至殺人滅口，煤炭部部長張霖之不就是活活被打死的�？偫斫邮芰宋业慕ㄗh，不過他提筆批示時想了想，把‘拘留’改為‘拘捕’，這是總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時間太長，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當然就不同了!”
王金嶺此時已經(jīng)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他緊鎖眉心，非常專注地聽取傅司令下達命令。
“執(zhí)行這個任務(wù)確實十分艱巨，而且政策性、機密性很強!光有勇沒有智不行”傅司令員接著交待說：“這案子是紅衛(wèi)兵弄起來的，人抓起來后，還不能完全拋開紅衛(wèi)兵，還要他們繼續(xù)介入調(diào)查，但你必須左右局面，這樣該怎么辦這是難點之一；第二，如果總理的弟弟被捕的消息在社會上傳開，肯定有居心不良的人惟恐天下不亂，借題發(fā)揮把矛頭指向周總理。所以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絕對保密，最好不要讓社會上知道，而且拖得時間越長越好。你看有沒有什么辦法?”
“第二個問題好辦，我在野戰(zhàn)部隊當過偵察科長，我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圍環(huán)境，夜深人靜時去悄悄執(zhí)行任務(wù)，保證人不知鬼不覺�！蓖踅饚X從傅司令前面的講述中，已經(jīng)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義是保護，心里已經(jīng)輕松許多，腦袋頓時清醒靈活，點子也多了�！爸劣诘谝粭l，我一定牢記傅司令員的指示，決不給紅衛(wèi)兵亂來的機會。況且，周同宇在我們保護之中，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好!”傅崇碧司令員雙手緊握住王金嶺的雙手，提高聲音說：“周總理已經(jīng)批準了，從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關(guān)照，你要記住，這不是為哪一個人，是為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分憂解難，為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做貢獻吧。周總理為國事已經(jīng)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們有責任不讓他后院起火!”
今天已經(jīng)是第二次聽到“為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分憂解難”這句話了!王金嶺面對傅司令員，右手舉向帽沿行了莊嚴的軍禮，像戰(zhàn)士出征一樣立下誓言：“司令員，您放心，保證完成任務(wù)!”
周同宇被關(guān)了整整7年多，直至1975年5月才釋放出來……
(摘自《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