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結(jié)集成書了，才發(fā)現(xiàn)，這竟是第一本我為大陸讀者
所寫的書，收入文章多數(shù)在《文匯報》發(fā)表過。在此之前，所有的書都是“轉(zhuǎn)
載”。這個不經(jīng)意的發(fā)現(xiàn)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兩天德國編輯問我的話：“在
你的寫作時間分配上，亞洲和歐洲所占比例如何？”還沒人這樣問過，沉吟
了一會兒才能回答：“1995 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給歐洲，八十給中國臺灣；
1995 年以后，百分之二十給歐洲，百分之四十給中國臺灣，四十給中國大
陸。”面對三個讀者群，每一個讀者群的知識范圍和關心的題目非常不同，
可是，我之所以能夠在三個文化圈之間“游藝”，表示這些讀者群仍有一個
共同的文學品位，因為一個我，即使用不同的語言，不可能有兩個表現(xiàn)風格。
1995 年在我的寫作歷程中是一個關鍵，因為這一年，《文匯報·筆會》副刊
開始有我的專欄，像一扇窗子突然敞開——正值古老中國的20 世紀，生命
躁動一如初始：我看見，我聆聽，我印證腦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嶄
新而陌生的印象；還沒回過神來，一半的我，已是一個大陸作家。
這本書里有三場論戰(zhàn)，分別發(fā)生在上海、新加坡、臺北。《啊，上海男
人！》刊出的當天，聽說《文匯報》編輯們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憤怒的上
海男人的電話；可惜這些憤怒的聲音沒有文字呈現(xiàn)，否則一定是最鮮活生動
的上海話！這里所收的十來篇議論文章——來自大陸各省、臺灣以及法國、
加拿大、美國、日本，我相信肯定還有我沒機會看到的——并不曾解決任何
問題，嚴重的各說各話使得討論失去焦點，等于沒有討論；但是各說各話在
這里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體地突現(xiàn)了在不同文化氛圍里的人們對
文化認知可以錯離到什么程度。大陸人和臺灣人也許使用一樣的詞匯：解放、
女權(quán)、自主意識等等，但是每一個詞所蘊含的意義卻由于社會條件的不同而
有著巨大的差異。這場關于上海男人的爭論顯得有點兒光怪陸離，我覺得，
倒正是我們的時代特征。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聯(lián)合早報》發(fā)表之后，一位當
地作家說，一夜之間“龍應臺變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敵”。文字能使一個人成
為“人民公敵”，還真是對文字的高度贊頌。新加坡人和中國大陸人、臺灣
人、香港人以及留美華人都加入了這場論戰(zhàn)，每一個人都因為見證過不同的
歷史而對問題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處在相對閉鎖
的社會里，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識，我們?nèi)绾涡纬膳袛�？一個人若對自己
毫不懷疑；他又如何能傾聽別人、與別人對話？可是認知不同豈止限于文化
與文化之間？畫家何懷碩與我同屬一個社會，而且是朋友，卻也可以爆發(fā)一
場小小的辯論。知識分子，在一個專制和一個民主體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
地位，發(fā)揮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識分子容易成為英雄；在后者，他
覺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間悖論在于，英雄時代的他本來就致力于社會由專
制轉(zhuǎn)向民主，轉(zhuǎn)向成功之后，他卻悵悵然找不到自己！我們之間的爭執(zhí)多多
少少反映了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在經(jīng)驗的價值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