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認為，學者應該回顧他們的工作是如何展開的，給我們提供一份有關的記錄。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十分重要（它們最終可能是無足輕重的），而是因為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歷史寫作過程。……歷史的撰寫者并不是旁觀者。他們本身就是這種活動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看看他們自己是如何活動的。
費正清
在這部著作中，我用一種"全球學的"視野（這個術語出自阿爾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來顛覆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我將從一種涵蓋世界的全球視野來考察近代早期的經濟史。我試圖分析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與運動，而不是僅僅分析歐洲的世界經濟體系（歐洲只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這是因為，在我看來，整體大于部分的總和，如果我們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歐洲）的發(fā)展，我們都必須分析整體。對于"西方的興起"就更是如此，因為事實表明，從一種全球視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歷史中，占據(jù)舞臺中心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因此，最重要的問題與其說是在歐洲發(fā)生了什么，不如說是在整個世界、尤其是在主導的亞洲部分發(fā)生了什么。我將從這種更全面的全球視野和目的出發(fā)來展示歷史事件，從而說明在世界整體中"東方的衰落"和隨之而來的"西方的興起"。這種方法將會摧毀馬克思、韋伯、湯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許多現(xiàn)代社會理論家的反歷史的一科學的--其實是意識形態(tài)的--歐洲中心論的歷史根基。
正如費正清指出的，撰寫歷史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將遵循他的忠告，給讀者提供一份關于我的工作是如何展開的記錄。我將只列出思想歷程中最重要的站臺，以免用無關緊要的個人私事來浪費讀者的時間。但是，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某些往往是在無意之間對我有所啟發(fā)的人，在此向他們致以謝意。
我的人類學朋友錫德·明茨和我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不停地爭論。他總是談"文化問題"，而我總是用"結構問題"來反駁。結構問題第一次引起我重視是在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樓第二層旁聽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主持的研究班上。在那里我接觸到整體主義，了解了社會科學追求整體主義的重要性。在研究生休息喝咖啡時的"研討會"上，我提出，雷德菲爾德忽視了結構。或許我是在以前的幾個學期里旁聽來訪的結構功能主義人類學家雷蒙特·弗思（Raymont Firth）和邁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講演時獲得這一思想的。我之所以說"旁聽"，是因為我當時在經濟系攻讀博士，被認為是應該到社會科學樓四樓上課的。從那時起，芝加哥大學的這個系以及商業(yè)法律學院的相關專業(yè)的成員和畢業(yè)生（有些是我的經濟系同學）已經獲得了向全世界頒發(fā)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中的一半左右，其中5人是在最近6年內獲得的。但是，我卻連續(xù)三次未能通過國際（inter－national）經濟學--這是我在四樓的強項--的博士考試；而在'經濟學"前的形容詞中的這個連接符和斜體字的意義應該在這本著作中變得十分明顯。前一句話也多少能說明為什么我在二樓覺得更舒服。但是，在我的自傳體的波展的低度發(fā)展》中已經講述了不少我的"政治興趣"以及理論思想情況。因此，這里我僅談談看來與這部聲稱重寫歷史的著作最直接相關的情況。
1962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隨身帶著人類學家埃里克·沃爾夫（Eric Wolf）給我的一些朋友的名字，還帶著他早期寫的有關世界資本主義是如何插手促成中美洲地區(qū)的形成（或低度發(fā)展）。1963年，我在里約熱內盧寫了《論資本主義的低度發(fā)展》；1966年，我在墨西哥的一家全國性報紙上與羅多爾佛·皮戈洛斯展開論戰(zhàn)，他捍衛(wèi)當時流行的說法：拉丁美洲原先是封建社會。1963年的手稿就是從對流行理論的批判人手的（這部分修改后于1967年發(fā)表，題為《發(fā)展社會學和社會學的低度發(fā)展》，后收入（Frank 1969）。這是對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社會科學樓和圖書館所接觸到的各種理論的尖銳批判。與眼前這部著作有直接關聯(lián)的是，我的批判主要是針對由塔爾科特·帕森斯文不對題的《社會行動的結構》（1937）和《社會體系》（1951）向我們這一代人傳達的韋伯社會學。我以前的導師、現(xiàn)在的好友貝爾特·霍斯利獲（Belt Hoselitz）以及我的朋友曼寧·納什（Manning Nash）等人把這種社會學應用于"第三世界現(xiàn)代化理論"。在讀了我的草稿之后，南首·豪厄爾（Nancy Howed）建議我只談他們的理論，而不必提到這許多人。我當時這樣做了。這一次她勸我在這部著作里也這樣做，尤其是涉及到她的地方；但我不太情愿了。
我在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著作中一直堅持認為："不是封建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導致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區(qū)的"低度發(fā)展的發(fā)展"。我認為，在這種"低度發(fā)展"中，關鍵性的因素與其歸結到當?shù)厝嗣裆砩匣蛘f成是當?shù)氐?quot;內在"因素，不如說是"世界體系"本身的結構和功能造成的。所有這一切都是"世界體系"的組成部分。但是，在我當時的著作中和以后一段時間的思考中都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在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時誕生的。這就是為什么1970年代初我在智利時寫的一部有關該體系發(fā)展史的分析性著作使用的書名是《世界積累》。這部著作只寫到1789年，因為1973年的智利軍事政變迫使我和家人回到我的出生地柏林。
智利政變以前的事件已經促使我跳過兩個世紀來考慮當今世界資本積累的經濟危機，我把智利政變看作是這種危機的表現(xiàn)。這是我在其后20年間的幾部著作和許多文章中的觀點。但是，在我的思想里卻有一種暗中的懷疑：如果"這個體系"是在1492年誕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稱的是從1450年起出現(xiàn)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從宙斯的腦袋里跳出來那樣突然產生的。在此之前應該有某種東西，可能也是成體系的東西，導致了哥倫布和達·迎馬的航海活動，導致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興起。
我在智利時曾為沃勒斯坦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第一卷（1974）的護片寫了一段廣告詞。我是這樣寫的：這是"關于一種世界經濟早期發(fā)展情況的描述；理解這一時期的發(fā)展情況，對于恰當評估以后的全部發(fā)展是至關重要的。這部著作一問世就會成為一部經典。"（它也確實成了經典。）另外兩段廣告詞是由布羅代爾和沃爾夫寫的。布羅代爾是這樣寫的；歷史學家已經知道"歐洲是以自己為中心而組建了一個世界經濟。但是，他們從未想到的…也正是沃勒斯坦的思想的獨到之處：這個整體（這個世界體系）給歐洲歷史的這個主題提供了一個新框架，而且，…極其令人信服"。沃爾夫是這樣寫的：這部著作對于理解世界體系的發(fā)展將是必不可少的，"人們將不得不面對這部著作，與它爭論，引用它和學習它，這樣才能提出自己的觀點，確立自己的新起點。"我之所以引述這些廣告詞，是因為它們對于下面談到的事態(tài)發(fā)展太有預見性了。
有些事態(tài)的發(fā)展是平行的潮流，因為我在（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Frank and Gills 1993）的前言已經提及，無須在此贅述。但是，我希望至少在這個前言中能夠綜合地追溯這些情況，因為它們對于理解本書的緣起和目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埃里克·沃爾夫撰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民族》（1982）是想論證這些民族是如何在喪失自己的許多幸福和文化的情況下被納入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因為他的主題是，這些民族是有一種歷史的，因此他在這個標題后面打了一個問號；但是，出版商不喜歡這個問號，把它去掉了。出版商永遠不喜歡問號，所以邁克爾·巴拉特·布朗（Michael Barratt Brown）的著作（帝國主義之后）（1963）也有同樣的遭遇。沃爾夫的編輯斯坦利·霍爾維茨曾邀請我為該書寫出版推薦書，但因家事纏身，我只好推辭了。我對這部著作極為贊賞，這不僅因為作者在前言中以沃勒斯坦和我的上述著作為他本人的先驅。在1990年美國人類學學會的會議上我公開表示對埃里克的敬意。當一個研究者說我的著作對沃爾夫產生了某種重要影響后，我立即指出，埃里克和他的著作早就對我具有最重要的影響，給我指明了去拉丁美洲的道路：正是埃里克指出，所有這一切都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有關，在殖民時代已經如此。
事后看，有兩個原因可以說明我被迫拒絕給沃爾夫的著作寫推薦書是對的。在阿姆斯特丹，有一次在我家吃飯時，我告訴他，他的這部著作所表現(xiàn)出的"大倒退"使我感到震驚，因為書中說，"資本主義"開始于1800年，而不是開始于他過去曾使我信服的1492年。第二個原因是，自從這次餐桌談話后，我發(fā)現(xiàn)畢竟有更多的理由使人贊同他這部著作中的觀點--正如我現(xiàn)在這部著作所顯示的。因為如果有"資本主義"這種東西的話（我現(xiàn)在對此表示懷疑），似乎應該像沃爾夫所主張的那樣，把它的開端定在自1800年開始的歐洲工業(yè)革命。但是現(xiàn)在我還認為，他和我在沃勒斯坦的著作護封上提到的"世界體系"比我們三人想象的要早得多。但是，這也引出了一個問題：把世界經濟或世界體系稱作"資本主義的"，究竟意味著什么？
后來，珍妮特·阿布一盧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寫了《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年一1350年的世界體系》（1989）。在這部著作問世的幾年前，有一個雜志的�？瘜ｉT討論她闡述自己觀點的一篇文章。應編輯的邀請，我寫了一篇評論（Frank1987）。這促使我回過頭來思考我原先"暗中的懷疑"："現(xiàn)代"世界體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阿布一盧格霍德肯定了這種更早的起源，并揭示了她所謂的"13世紀世界體系"。但是，她說，這不過是另一個異樣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一個前身。她接受了沃勒斯坦的說法，即現(xiàn)代世界體系是在1450年以后獨立（重新）發(fā)明出來的。我在另一篇關于她的著作的評論中發(fā)揮了我的主要批評論點（Frank 1990b）："現(xiàn)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是一個新發(fā)明，而是阿布一盧格霍德所說的至少從1250年就已經存在的同一個世界體系的延續(xù)。如果這個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確定的開端1450年以前已經存在了200年了，那么為什么不會更早一些呢？
在《世界積累，1492年一1789年》的前言中，我引用并發(fā)揮了另一個告誡，我稱之為費正清第二法則："絕不要從開端開始。歷史研究應該向后推進，而不是向前推進。……要讓問題引導著你向后回溯。"這里的"問題"就是"世界體系"的起源及其性質，而它引導著我的歷史研究回溯到我能發(fā)現(xiàn)證據(jù)的最早的時代。如果"這個體系"的開端不是在1800年，也不是在1492年或1450年，甚至不是在五250年，那么很可能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當然，沃勒斯坦從來不愿意承認這一點，盡管他會說，"長波周期是決定性的"這個道理早已說清，而且已經得到公認。在他看來，這種周期是在以又年以后開始上揚的，但是在1250-1450年間是下落的，以前在1050-1250年間曾經上揚（Wallerst。in 1992，1989年以未定稿形式被傳閱人作為《評論》的主編，他十分大度地發(fā)表了我的第一篇爭論文章。這篇文章認為，基于許多理由，包括沃勒斯坦本人提到的這種長周期，我們可能應該把世界體系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時代（Frank 1990a）。
巴里·吉爾斯（Barry Gills）早就寫了（但未發(fā)表）某些類似他幾年前寫的東西。當他讀了我的1989年這篇文章的未定稿后，我們建立了密切聯(lián)系，然后開始了共同的研究工作。其結果就是我們合作的文章，包括論"積累的累積"，論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1700年的長周期，關于五千年世界體系的交叉學科導論，以及我們共同編輯的著作《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計。吉爾斯慷慨地讓我分享他的淵博的歷史知識和理論素養(yǎng)。他還讓我利用他的寶貴藏書和他的早期手稿。他給了我巨大的幫助，否則我就不可能有這樣快的進展。另外，他還把我?guī)нM了"國際關系"和"霸權"等領域，我雖然對這些領域興趣不大，但為了我們的合作還是盡力而為了。
與此同時，克里斯托弗·蔡斯一鄧思（Christopher Chase－Dunn）開始與托馬斯·霍爾（Thomas D．Hall）合作�？死锼故且粋�數(shù)字專家，他給了我許多幫助，對我和另外一些學者的依附理論進行了"驗證"并提供了證據(jù)。另外，我們兩人也不約而同地開始嘗試著把對蘇聯(lián)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分析納入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分析中�；魻柊褜ξ髂厦乐薜牟孔迳鐣芯繑U大到對其他游牧民族的研究，而且與蔡斯一鄧思一起對世界體系"邊緣"或暫時處于"世界體系"之外的"邊疆國家"進行了研究。他們兩人合作，基于對若干小型的和大型的"世界體系"的比較分析，著手建構更宏觀的世界體系。這些小型和大型的"世界體系"包括吉爾斯和我研究的一些小型坦重要的"世界體系"，以及大衛(wèi)·威爾金森（David Wilkinson）提出的"核心文明"，蔡斯一鄧思和霍爾重新組合和命名的"核心世界體系"。
蔡斯一鄧息還敦促我參加了文明比較研究國際學會（ISCSC）的1989年年會。在會上，我見到了威爾金森和斯蒂芬·桑德森（Stephen Sanderson）。接著，我又出席了世界歷史學會（WHA）的1989年年會，見到了威廉·麥克尼爾（Willia mMcNeill）。他激勵我樹立起研究歷史的信心。WHA新創(chuàng)辦的世界歷史雜志）的主編杰里·本特利也出席了這兩個大會，隨后發(fā)表了我對阿布一盧格霍德著作的評論和我的另一篇文章《對世界體系史的期望》（Frank 1990b，199la）。桑德森還在他的著作《社會轉型》（1995）中對平行的分支進行了研究。這部著作包括一項與英國進行比較的日本發(fā)展研究--我在本書中使用了這項研究的成果。桑德森隨后又主編了ISCSC的雜志（比較文明評論》的一期�？�，由此產生了他主編的一部比較研究著作《文明與世界體系》（1995）。這部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許多作者的文章以及我的文章《重看現(xiàn)代世界體系：重讀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著們。這一時期，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湯普森（William R．Thompson）（1992，1996）也擴展了他們長期合作的領域，從早期偏重于1494年以前歐洲世界的政治霸權和戰(zhàn)爭，擴大到研究自公元930年起中國的革新和康德拉捷夫周期以及史前的世界體系演變。我在《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中的前言中已經表達了我對這些同道以及朋友們的合作、幫助和鼓勵的感謝，在此我還要重申這種謝意。
這部由我和吉爾斯主編的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謂的"現(xiàn)代"五百年的世界體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體系中看到。大衛(wèi)·威爾金森、喬納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和凱薩·�？茽柲罚↘aisa Ekholm）也持有類似的論點（他們的論點是早就獨立提出來的，此時相互產生影響）。我的朋友（以及關于最近時代的另外兩部著作的合作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和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各寫了一章，不贊成推到1500年以前的論點。沃勒斯坦（1991，1993）捍衛(wèi)他的"世界一體系"論，反對我的"世界體系"論，依然主張我們應該'北穩(wěn)舵柄"（Wallerstein 1995）。他和阿明在為一部討論我的思想的文集（Chew and Denemark 1996）所撰寫的文章中繼續(xù)堅持他們的立場。阿布一盧格霍特在這個問題上不愿明確表態(tài)，認為無法說清我們討論的究竟是同一個世界體系，還是現(xiàn)代的一個新世界體系（Frank and Gills 1993）。
世界歷史的現(xiàn)代"開創(chuàng)者"威廉·麥克尼爾欣然地寫了一個前言（而且是以"歷史學家代表的身分'動討論我的思想的文集而寫的）。他此時承認，他本人的著作《西方的興趣（1963）對世界的體系性聯(lián)系注意不夠，我們應該用各種交往網(wǎng)絡來逐漸描繪出這些聯(lián)系。我對此深表贊同。我與麥克尼爾的芝加哥大學同事馬歇爾·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曾在1954年同住一個公寓。馬歇爾曾向我談過他自己的一些文稿--現(xiàn)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他去世后出版的幢新思考世界歷史）（1993）。可惜的是，當時我還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如果當時我能理解的話，我就不會在歷史叢林中幾乎茫然地游蕩了近40年。只是到了現(xiàn)在我才能夠充分地利用霍奇森的成果，并認真地遵循他的指示去重新思考世界歷史。
回答阿布一盧格霍德的問題--我們究竟是在探討同一個世界體系還是一個新的世界體系--與按照麥克尼爾和霍奇森的建議行事，看來是兩件相關的事情：一是追溯阿布一盧格霍德所謂的13世紀世界體系的起源。她自稱沒有興趣做這件事。但是我有興趣頎且盡力做了（Frank and Gills 1993）；另一個任務是，尋找阿布一盧格霍德的世界體系或弗蘭克和吉爾斯的五千年世界體系與近代早期歷史之間的連續(xù)性。她也不愿意做。因此，這就成為本書的任務。但是。這就會引出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到，對于重新解釋自1500年以來的世界體系的近代早期（以及當代和未來）歷史，我們對1500年以前的歷史的解讀究竟能夠提供什么啟示。
1993年。我讀了布羅代爾三卷本《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助的第3卷《世界視野》，又重讀了沃勒斯坦的一些著作，旨在對他們的著作作一番深入的批判。當時我僅限于證明他們的資料，尤其是布羅代爾對資料的考察是如何與他們有關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論點自相矛盾的。我最初發(fā)表的一篇批判文章是《歐洲霸權之前的亞洲的世界經濟體系》（Frank 1994）。這個標題把沃勒斯坦和阿布一盧格霍特著作的標題與喬杜里（K．N．Chaudhuri）（1990a）的新著《歐洲之前的亞娜的標題編織在一起。我和喬杜里都認為，在歐洲之前的世界經濟中，亞洲是極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稱霸。重讀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著作就會發(fā)現(xiàn)，與他們的意愿相違背與他們的論點相矛盾，他們的著作其實表明，在近代早期，不是有若干個世界經濟，而是只有一個世界經濟和體系，而且與他們的錯誤說法相反，在這個世界經濟和體系中，歐洲沒有也不可能占據(jù)霸權地位。因此，也與他們的說法相反，這個世界經濟和體系不可能起源于歐洲。
沃勒斯坦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第五卷護封上的3個廣告詞的含義也就顯露出來了。布羅代爾說，沃勒斯坦給歐洲歷史提供了一個新框架，從而使歷史學家能夠對已有的知識--即歐洲以自己為中心組建一個世界--作出更好的解釋。我寫的廣告詞說，這部著作會立刻成為經典，因為我們需要用它來恰當?shù)毓纼r后來的所有發(fā)展。埃里克·沃爾夫補充說，人們不能回避沃勒斯坦的這部著作，必須與之爭論或向它學習，這樣才能獲得自己的出發(fā)點。
布羅代爾的廣告詞既有正確的一面，又有錯誤的一面。我對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批評就是既向沃勒斯坦學習，又與之爭論：沃勒斯坦的確為歐洲歷史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框架，然而，盡管沃勒斯坦這部著作的書名是《現(xiàn)代世界體系），但是他并沒有為世界歷史提供一個更好的框架。而且，布羅代爾以及另外一些歷史學家都錯誤地以為自己已經"知道"歐洲是"以自己為中心'而組建了一個世界。我在上面引述的一些批判表明，歐洲并沒有自我擴張到把世界其他地區(qū)都"并入""歐洲的世界一經濟／體系"。相反，歐洲是后來才加入一個早已存在的世界經濟和體系，或者說加強了原來與之較松散的聯(lián)系。把阿布一盧格霍德和喬杜里的著作標題結合起來，值得驕傲的地方應該屬于"歐洲霸權之前的亞洲"�；蛘咴偌由喜剂_代爾和沃勒斯坦的著作標題，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歐洲霸權之前亞洲現(xiàn)代世界體系視野"。
就此而言，我以前談到，大約20年前我的兩個15歲左右的孩子對我說的話。我和他們當時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話會如此切合本書的主題。保羅說，拉丁美洲是殖民地，不可能是封建的；米蓋爾說，英國是一個低度發(fā)展的國家。這些說法對于本書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如果拉丁美洲是殖民地，那是因為它是世界體系的一部分。因此，不僅不能說它是"封建的"，而且如果不把它當作世界經濟或體系的依附部分，而把它歸入其他范疇--甚至"資本主義"范疇--也是大有疑問的。如果這樣定義它的話，我們能有什么收獲呢？實際上會一無所獲：把注意力集中在"生產方式"上，僅僅會轉移我們對更重要的、無所不包的世界體系的注意力。關于這一點，我在別的地方就已經論述過了。
在這種世界經濟／體系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低度發(fā)展的發(fā)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許多地方現(xiàn)在依然處于低度發(fā)展狀態(tài)。但是，現(xiàn)在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正如我的兒子米蓋爾于1978年觀察到的，在瑪格麗特·撒切爾擔任首相以前，"大"不列顛也是低度發(fā)展的。米蓋爾（或許還有撒切爾夫人）缺乏后來才會有的世界體系的眼光，不可能得出以下的結論，但我們卻能看到，自從倍乃年的大蕭條以來，英國就一直處于低度發(fā)展狀態(tài)。為什么會是這樣？借助沃勒斯坦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視角，我們現(xiàn)在還能看到，一些部門、地區(qū)、國家以及它們的"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和體系中的相對甚至絕對地位不僅有上升，而且也會有下降。英國在一個世紀以前就開始衰落，它的優(yōu)勢開始被德國和北美奪走。它們打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或者說是一次從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長的世界大戰(zhàn)，就是要爭出一個結果：究竟誰將取代英國。在某些人看來，很可惜，今天，他們在陽光下的地位又在被東亞的"朝陽"所取代。本書的一個論點是，這些發(fā)展變化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直到1800年前后，東亞一些地區(qū)早就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的興起"來的比較晚，而且比較短暫。
因此，我在寫作本書時，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證明，早先就有一個不斷發(fā)展的世界經濟，然后歐洲人才能在這里面大顯身手和頤指氣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兩個推論。第一個推論是，直到1800年前后，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以及東南亞和西亞比歐洲更活躍，前三個國家和地區(qū)比歐洲對這個世界經濟的作用更重要。第二個推論是，那種宣稱"歷史學家已經知道歐洲是以自己為中心而組建一個世界"的說法是完全反事實和反歷史的。實際情況不是這樣。歐洲是用它從美洲獲得的金錢買了一張搭乘亞洲列車的車票。但是，不論對于歷史還是對于基于歷史理解的社會理論，這個歷史事實還有更深遠的意義。
我的朋友艾伯特·伯格森（Albert Bergesen 1995）在其論文（讓我們成為世界史方面的弗蘭克》中指出，"世界經濟／體系不是肇始于歐洲"這一命題也打破了所有的歐洲中心論的社會理論。歐洲中心論是基于歐洲一時的領先優(yōu)勢和結構優(yōu)勢，把世界其他地區(qū)說成是圍繞著歐洲組建起來的。如果歐洲沒有這種地位和功能，那么派生的歐洲中心論也就失去了它所宣稱的歷史學家"知道'初堅實的歷史根基。這樣，西方社會理論的構架也就搖搖欲墜了。正是由于這種理論構架的解體，至少是由于它的主要設計師以及所有的"大廳級"建筑者犯的錯誤--在不牢靠的歷史地基上建造他們的理論構架，才會出現(xiàn)現(xiàn)在這種情況。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論證的，這些社會理論的設計師包括馬克思、韋伯、沃納·桑巴特、卡爾·波拉尼等等，還包括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蘭克。所有這些人都（錯誤地）把他們各自理論的中心位置給了歐洲，而歐洲在過去的世界經濟中從未實際占有這種位置。這把我們置于什么境地了呢？看吧，正如俗話所說的，（歐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也沒穿。光著身子！
在意識形態(tài)的層面上，人們已經對這種歐洲中心論提出了一些相當著名的批判，例如愛德華·賽義德（1978）所討論的東方學的概念，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 1987）在《黑色的雅典娜》中提出的西方文化的非洲起源，薩米爾·阿明對歐洲中心論的討伐，以及我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另外一些人的著作。我在這里提到這三個主要人物是本書的批判部分的一些先驅。另外一個重要人物是JM．布勞將。他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一書中徹底摧毀了一切歐洲"特殊論"（例外論）的神話。這些學者在各自的領域里展示了現(xiàn)在赤身裸體的歐洲中心論皇帝。這使人們想起列寧的那句名言：怎么辦？伯格森主張，我們應該做點"全球研究"，即使我們還不清楚究竟如何研究。
雖然有的人會對歐洲中心論這個皇帝的赤身裸體感到不安而試圖給他做一套新衣服，但是我不想這樣做。我根本不同情任何皇帝。但是，我也不會天真地以為我們可以把他拋在腦后。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用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方式來"解構"他和他的皇袍。我認為，對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或無秩序），我們急切地需要有另一種"世界視野"。
《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報（注意：帶問號）是我構造另一種"世界視野"以及把握其結構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個嘗試�，敔査�·富恩特斯曾經說我依然是一個"功能主義者"，因為我總是問她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她說，我說的"意思"實際上是指在體系結構里的"功能"。她認為，我滿腦子想的就是這一點。我認為，體系確實就在真實世界里面，我們也該為這個體系及其結構和運動給制一幅哪怕很簡陋的圖像。我的朋友羅伯特·德內馬克（Robert Denemark）贊同我的觀點。他參與主編了一本討論我的思想的文集，對此我十分感謝。但是，他對我們兩人有很高的要求。他主張，我們應該（他愿意幫助我）研究整體（體系），因為整體大于部分，也大于總和。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種更整體主義的理論和對整體世界的分析，而不是對以歐洲為中心的各個部分的分析。
可借，我們甚至沒有一套完整的術語（更不用說分析性概念和全局性理論）來取代"國際"貿易和其他方面的"國際"關系的說法。論述"全球體系"中的"世界貿易"（或相反）僅僅是沿著正確方向邁出一小步。關鍵在于解釋貿易和貨幣在世界經濟"實體"中的流動是如何類似于帶氧血液在循環(huán)系統(tǒng)中的流動（或神經系統(tǒng)的信息傳遞）。世界經濟也有骨架和其他結構；它也有維持生存的器官--其"功能"也是由整體決定的；它有各種按日。按月等等計算的短周期和長周期（實際上是一種生命周期）；因此，它看上去是世界萬物進化（但不是無定）圖式的一部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們的世界經濟和'材系'講不是獨立于生態(tài)系統(tǒng)或宇宙之外存在的，它可以也確實與這二者有互動關系，而這二者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全面關注。討論我的思想的文集的另一位主編丘興（Chew Sing，譯音）則認為，我的"人類中心'分析嘗試是遠遠不夠的。他說，我們需要的是"生態(tài)中心'理論和實踐�？上�，我們，至少是我，缺乏足夠的概念資源來解決這些問題，更談不上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了。
本書是把德內馬克和我的"（整體）世界視野"推進到近代早期世界經濟史的第一次更為整體主義的嘗試。本書的宗旨是，考察世界經濟／體系本身的結構、功能、運動是如何影響乃至決定了各組成部分的變化。整體不僅大于部分的總和，而且規(guī)定著部分及其相互關系，反過來又會改造整體。
因此，這部著作也記錄了我們的研究起點是如何從原有的既平行又有交叉的各種研究中發(fā)展出來的。本書力求超越這些研究，按照沃爾夫所要求的，提出我自己的觀點，確立我自己的新起點。這也就意味著與他和前面提到的各位決裂。但是，我依然要感謝所有這些人以及其他人所給予的幫助。
1994年3月，我欣然接受了我的長期合作者巴里·吉爾斯和他所在的紐卡斯爾大學的邀請，參加這樣一個建立新視野的合作項目。我們完成的20頁初稿所用的標題是；"亞洲霸權下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1450－1750年的銀本位世界經濟"（Gills and Frank 1994）。由于我的身體原因，這項研究中斷了。直到1995年后半年，我才能夠重新開始這項研究并加以擴展，但是由于我從阿姆斯特丹大學退休了，所以現(xiàn)在只能由我自己在多倫多來完成了。
實際上這不是由我一個人完成的！1995年我與南苗·豪厄爾在多倫多結婚。她在感情和精神上給了我無法言喻的支持，使我能夠重新開展這項研究并寫成了這部著作。如果沒有南普，我就不可能承擔這項工作，更談不上完成富了。另外，她還在我們家的漂亮書房里給我提供了必要的設備，并使我能夠利用多倫多大學的圖書館設施（我沒有別的機構支持）。
這些條件使我能夠使用電子郵件來與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本書中的有關問題和所需資料。除了我前面已經感謝過的學者外，我在這里還應提到一些我曾經請教過（有些是用普通信件）的學者，特別感謝其中一些人給予我的莫大幫助：加利福尼亞的Bob Adams，芝加哥的Jim Blaut，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的Greg Blue，佐治亞的Terry Boswell，多倫多的Tim Brook，亞利桑那的Linda Darling，亞利桑那的Richard Eaton，加利福尼亞的Dennis Flynn，英國的Sieve Fuller，日內瓦的Paulo Frank，加利福尼亞的Jack Goldstone，東京的濱下武志，紐約州賓漢頓的油田禪洲，安卡拉的Huricihan Islamoglu，北卡羅來納的Martin Lewis，密西根的Victor Lleberman，荷蘭的AngusMadison，波士頓的Pat Manningjll利福尼亞的Bob Marks，佐治亞的Joya Misra，新西蘭的Brian Molougheney，多倫多的John Munro，加爾各答的Rila Mukhefjee，愛達荷的JackOwens，法國的Frank Perlinjll利福尼亞的Ken Pomeranz，澳大利亞的Anthony Reid，北卡羅來納的John Richard，紐約的Moms Rossabi，紐約州伊薩卡的Mark Selden，加利福尼亞的David Smith，澳大利亞的Graeme Snooks，倫敦的Dorothy和Burton Stein，密西根的Sun Laichen，以及加利福尼亞的Richard von Glahn，John Wills和王國斌。
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這些名字大部分會在正文里出現(xiàn)。我要么引用他們的著作，要么引用他們所使用過的或推薦的著作。在公開我與他們的爭議（例如，對中國、歐洲、印度、中亞、東南亞、西亞和非洲的人口、貿易、生產、收入、貨幣、循環(huán)周期和制度的估量以及其他有關問題）之前，我曾請他們審閱相關的章節(jié)，并征求他們的認可。然后，我又根據(jù)他們的學術性意見修改了我的文字。在此，我向他們致以深切的謝意�？上У氖�，與印度一些學者的爭議或者未能交流，或者中斷了。
最后，我要感謝下列諸位。大衛(wèi)·威爾金森對本書書名提出了建議。西蒙·弗雷澤大學地理系制圖員保羅·德格雷斯把我畫的草圖轉換成電腦制作的地圖，設在瑞士蘇黎世的世界社會基金會給這些地圖繪制提供了財政支持。我的老朋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的本書責任編輯斯坦·霍爾維茨為本書在伯克利的制作費盡心力。另外，這里還應感謝一直很積極的制作編輯朱利安娜·布蘭德。我還特別感謝這個部門的凱瑟琳·麥克杜格爾。她的重要建議遠遠超過了版權編輯的職責，幫助我改進了本書的內容和觀點，而且她的專業(yè)知識和耐心也大大有助于改善書的形式和加強與讀者的溝通。在此，我也代表讀者向她表示感謝。
作為結束語，我要不厭其煩地引用我以前論述世界積累的那部著作的前言：
考察和描述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或在世界體系轉變過程中的不同事件的同時性--盡管對于滿足對經濟信息或理論充足性的需要來說，它對空間和時間的實際覆蓋實際上是千瘡百孔--這種嘗試本身就是向正確方向邁出重要的一步（尤其是在今天，這一代人需要對處于同一個世界的統(tǒng)一歷史進程有一種歷史眼光和理解，因此他們必須"重寫歷史"）。
在結束這個冗長的前言時，我還想引用我一直贊同的費正清的一段話：
結果可能只是一種不完善的近似�？梢詰c幸的是，誰也不必把它看作是蓋棺定論。當一個作者回顧他自認為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時，就會出現(xiàn)許多不同角度的看法。最主要的是遺漏，至少就我個人而言是如此。一部著作對于它的作者來說，僅僅是整個尚未寫成的圖書館的一個前廳，會涌現(xiàn)出許多有待探討的問題，但是對于讀者來說，它似乎已經堅固無比，讀者只能去研究別的問題。沒有辦法使他們相信這部著作千瘡百孔。
我至少有一點與費正清不同，即我無須擔心我的讀者會被愚弄，會在這里看到一種根本不存在的堅固堡壘�？梢钥隙�，他們將會注意到這部著作確實千瘡百孔。但是我希望他們不會把自己的研究轉移到其他方面。我歡迎他們至少利用他們的一部分研究成果來填補這些漏洞，同時也開辟出他們自己的新的研究領域。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
1996年1月26日，8月8日和12月25日于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