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個人的體會，以一九七九年底高雄市“美麗島事件”的勃發(fā)、鎮(zhèn)壓、公開審判和判決的全事件過程為分水嶺，臺灣的政治思潮和文藝思潮發(fā)生了鮮明深刻的變化。我眼看著原本毫無民族分離主義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華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一部分臺灣文學界朋友，和全社會、全知識界的思想氛圍，以“美麗島事件”為界，逐漸從反國民黨的義憤，向著反民族和分裂主義轉向。其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鄉(xiāng)土文學論爭時猶在國民黨鎮(zhèn)壓鄉(xiāng)土文學的法西斯高壓下，挺身出來主張臺灣新文學的中國屬性的某些作家、詩人和評論家，也紛紛改宗轉向，令人瞠目。
關于臺灣一部分文學界人士從磅薄昂揚的中華民族反帝愛國思想傳統向著反共、反華、靠攏外國帝國主義轉變而終至奔向民族分裂主義的問題，目前似乎還缺少科學性的、體系性的分析。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五０年間，美國帝國主義為了它的國家利益和冷戰(zhàn)布置，迭次計劃要把臺灣變造成一個與中國分離的、親美、反共的傀儡。這個陰謀，早為臺灣革命家謝雪紅和她的“臺盟”同志們、李友邦將軍和著名作家楊逵所洞悉，迭次公開予以揭露和強烈批判。一九五０年韓戰(zhàn)爆發(fā)，美帝國主義悍然以大艦隊分斷海峽，干涉中國內政，企圖使臺海分裂固定化。一九五０年開始，臺灣經濟在美國軍經援助和美資推動下，發(fā)展了和中國民族經濟失去聯系的、臺灣獨自的“國民經濟”，達成了對美依附及獨裁政治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在思想意識形態(tài)上，從一九五０年至今，國民黨推動極端化的反共宣傳，把大陸中國和大陸中國同胞徹底妖魔化。在另一方面，美國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即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文藝和其他學術思想，也藉著美援體系和留學機制全面統治臺灣。
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九年，全中國大陸反內戰(zhàn)、反獨裁、要求和平建國的民主運動向臺灣浸漫。臺灣學生、市民、作家熱情參與了這個全國性民主運動。一九四七年元月抗議美軍在華暴行運動、二二八事變、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開始的關于建設臺灣新文學的議論、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和楊逵的《和平宣言》事件，都必須擺在同時期全中國的民主運動背景下，才能有科學性的理解。然而，不幸的是，這在臺灣的中國民主運動，于一九五０——五四年國民黨發(fā)動的慘絕的“白色恐怖”中被連根鏟除。在美國全面支配下，五０年代以《自由中國》運動為起點的、由撤退臺灣的大陸右派民主人士，和臺灣資產階級聯手發(fā)動的反蔣民主斗爭，先天就帶有“反共、反蔣、親美”的局限性。這個右傾的臺灣戰(zhàn)后民主主義發(fā)展到了八０年代之所以和同樣反蔣、反共(連帶反中國)、親美的臺灣民族分裂主義合流，毋寧是自然的歸趨。
在政治上還不能公開叫喊“臺灣獨立”的八０年代初，“臺獨”派挑選了臺灣文學領域的論壇，有戰(zhàn)略、有方針、有部署地鋪開了民族分離主義的臺灣文學論述。今日回顧，依然怵目驚心。但對于此一反民族傾向的批判和針鋒相對的斗爭，檢討起來，有這困難：“美麗島事件”后，“臺獨”運動和以《夏潮》為中心的左派統一派，都同受國民黨法西斯嚴重的虎視。在那條件下，左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無法開展對民族分離派的批判。面對自八０年代初鋪天蓋地的“文學臺獨”運動，首先覺得其臺灣史的、文藝批評的，乃至哲學社會科學的水平粗疏，要一一批駁，費時、費力而無意義，終而產生輕敵，不加理睬的態(tài)度。此外，到外國學文學理論回來的學者，又一般地對臺灣史、臺灣新文學沒有充足把握，對“文學臺獨”問題沒有興趣，而縱之任之。久而久之，這些學術和知識水平粗劣的“文學臺獨”論終于取得了支配地位。二０００年后在“臺獨”派攫取了政權和高教領導權后，“文學臺獨”論勢將藉著其獨占臺灣文學系、所的廣設，變本加厲，成為“臺獨”派在臺灣文化戰(zhàn)線上的有力推手，為害嚴重，形成我們民族史上堅持民族解放和團結統一的力量，與反動、反民族的民族分離主義逆流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一場嚴峻的斗爭。
現在，大陸學者趙遐秋先生和曾慶瑞先生，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概括和整理了從一九七０年代末，歷經整個八０年代以迄于今日的“文學臺獨”諸論，厘清其源流、分析其派別，掌握其頭面人物，分別就文學分離主義和民族分離運動的關系、“文學臺獨”論的政治、社會和歷史根源，提出了分析和說明。兩位先生并就針對中國文學的臺灣文學“本土論”和“主體論”，就歪曲和沖淡中國新文學對臺灣新文學的歷史影響，就美化臺灣皇民文學逆流，以及將在臺灣的閩南語當做獨立的民族語處理臺灣新文學的語言問題，和全面為文學分離主義炮制“臺獨”觀點的臺灣新文學史等問題，提出了深入、尖銳的剖析與批判。歷史已經說明，反對“文學臺獨”的斗爭，是我們民族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爭取民族解放與團結和國家獨立與統一的偉大斗爭中未竟之業(yè)。從這個高度來看待，這本《“文學臺獨”面面觀》就極有助于廓清“文學臺獨”的脈絡和真象，有助于認識今日臺灣文學研究領域中反“文學臺獨”斗爭的具體形勢，也有助于統一認識和思想，以便在復雜情況下面對“文學臺獨”謬論時，有充分的思想和知識準備。因此，本書的出版，是及時的，有現實意義的貢獻。
不論是二０年代臺灣新文學的發(fā)韌，三０年代關于大眾文學的大眾語的建設，或四０年代后期關于建設戰(zhàn)后臺灣新文學及推動左翼文論的事業(yè)中，大陸和臺灣的知識分子總是親愛精誠，熱情洋溢地為推動和發(fā)展臺灣新文學而團結奮斗。繼承這個寶貴的民族文學史的傳統，兩位先生的《“文學臺獨”面面觀》的出版，更彰顯了它在我民族文學史以及在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而深刻的意義。
是敬以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