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一個被鐵蹄與悲情遮蔽的驚艷盛世�，F(xiàn)代第一部全景式解讀宋朝三百年政變、殺戮、征戰(zhàn)、信仰與文明推演的史詩。治世方略、商戰(zhàn)兵法、政治寶典，政府人員、商界領(lǐng)袖必讀書。讀懂大宋，才能讀懂今日之中國。公元976年，太宗趙光義即位。踐祚第二日，頒布“五條意見”（即位大赦詔），不見新格局、新氣象，不見豪言壯語，但讓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緊的大事——天子換了，天下沒變。“太平興國”的改元，也預(yù)示了一代圣賢致力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可天下并不太平。太宗初年，北漢還在割據(jù)，吳越也沒有成為大宋本部，南方的清源軍，也還不屬于大宋本部；遠在北境的契丹，前景如何，更是吉兇未卜；就是大宋轄境內(nèi)的廣袤土地，也時時出現(xiàn)自然災(zāi)害、政治叛逆。盡管如此，為了恢復漢唐疆界的偉大夢想，趙光義正在一步步努力。太宗初年開始，趙光義支出國帑，治理自然災(zāi)害，“自焚”祈雨，為民解憂患，懲貪治惡，致力于天下大治；“分權(quán)”藩鎮(zhèn)勢力，兵不血刃，解決漳泉、吳越問題；伐北漢，收復割據(jù)政權(quán)，追尋“大一統(tǒng)”格局；親征“燕云十六州”，近千里防線上，與契丹做拉鋸戰(zhàn)……太宗初年開始，有收復藩鎮(zhèn)的喜樂之景，也有血流成河的遍地廝殺之戰(zhàn)；有初征契丹的意氣風發(fā)，也有敗退返家的黯然神傷；有大人物的小算盤，也有小人物的大氣魄。與契丹攻伐，互不可勝之后，大宋進入了和平發(fā)展的年月。
前言
虛爵
宋太宗趙炅，不喜歡飲酒，不像他二哥太祖趙匡胤。但他偶爾飲酒，也往往盡興。史上記錄他三場酒事，頗見真性情。
雍熙元年（984）正月，元宵節(jié)。首都汴梁，人們在大街小巷，各色燈火之下游逛。絲絹或彩紙扎制的燈籠，爭奇斗艷。叫賣聲此起彼伏，很熱鬧。太宗登上宮城南門丹鳳樓賞燈，站在這里幾乎可以看到半個東京城。幾年沒有打仗了，看著這般和平景象，太宗來了情致，對隨從的宰輔們說：
“國家承續(xù)五代十國多年戰(zhàn)亂之后，現(xiàn)在終于海宇平安，京師繁盛。真值得欣慰。朕平時很少飲酒，今晚與愛卿們同樂，應(yīng)一醉方休�！�
說罷，一杯一杯又一杯，每一杯飲完，便“虛爵以示群臣”�！疤摼簟本褪恰翱毡保弧耙允救撼肌本褪菍⒖毡故窘o群臣看。
這個動作與今天北方人的豪飲沒有兩樣。熟悉北方飲酒習俗的都知道，某人飲干之后，往往將空杯倒過來給人看，并不忘加上一句：“我干啦！”天津人飲酒干杯，往往還要說：“我先干了，先干為敬（凈）�！备械竭@個時刻的太宗趙炅，有一種河南人特有的豁達和親近。我仿佛聽到他操著洛陽口音對宰輔們說：“俺這個酒干 ，恁那個酒咋不見動 ？”
“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太宗朝有一個猛將，名孔守正，戰(zhàn)功不俗，所以太宗很喜歡他。
有一次，孔守正在北苑陪同太宗吃酒。此時他已經(jīng)做到了殿前都虞候，這是負責警備監(jiān)察的武職。同座也很多武將，漸漸就喝高了，于是開始在御座前各自爭功，互不服氣，一時間臉紅脖子粗。史稱“忿爭失儀”，憤怒地爭吵失去了端敬的禮儀。那時“禮儀”乃是天下大事，朝廷官員，皇上又在跟前，豈可如此無禮！有侍臣看不下去了，于是主張將這幾位爭論者請到有關(guān)部門去推問，治罪。酒局中，我想象太宗該揮揮手，帶著醉態(tài)，沒有答應(yīng)。
第二天，孔守正和武將們酒都醒了，知道昨晚犯了紀律，于是來到殿廷請罪。太宗很隨意地說道：“朕亦大醉，漫不復省�！弊蛲砟鞘聝�？我也喝高了，啥都不記得了！于是這事就過去了。
君臣一醉
太宗晚年，與名相寇準商議，定下襄王趙元侃也即后來的宋真宗為太子，并做了一場太子就職儀式。這對帝國權(quán)力變更是一個重要安排，在選舉制度尚未到來之前，帝國的太子制度就是一種規(guī)則。晚唐以后，已經(jīng)罕見預(yù)立太子的秩序規(guī)定，皇權(quán)大位成為人人都想追逐的肥鹿，因此，邦國不寧，殺機四伏。太宗此際立太子，是恢復古制，百余年來的第一次。
士庶知道此事，等到太子出門，人人都爭著來看，紛紛夸贊趙元侃。這事傳到太宗耳朵里，他忽然有了“老小孩”般的撒嬌，很不高興。召寇準說：“人心都向著太子了，這要把朕放在哪里��？”
寇準卻再拜稱賀道：“這是社稷之福�。 �
寇準一向不特別會說話，說話就沖人，但關(guān)于立太子這事，他每次答對，都非常得體，且有效。士庶稱賞太子，他不說是太宗之福，也不說是太子之福，而說是“社稷之福”，這就是“價值制衡”，讓正道行在權(quán)力分配中。太宗聽后也覺得有理，于是高興起來。進入后宮，宮中人也都來慶賀。
太宗想想也是，大宋有了合適人選，大好事。就出來再次約見寇準，倆人對飲，史稱“極醉而罷”，倆人都喝高了。
太宗趙炅，有“孩子氣”，三場酒事可以略見一斑。
孩子氣
太宗喜歡讀書，儒家經(jīng)典外，他也喜歡“讀老”。
有一次，他讀了《老子》，很有感慨，就對近臣說：“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并在其內(nèi)。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shù)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伯陽，是老子的字。太宗引用的一段話，見于《老子·四十九章》，原文為：“圣人常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這話大意說：圣人常常不會起刻意為善為惡之心，而以士庶之心為心。但還不止于此。士庶善，我也善；士庶不善，我也善，這樣就能做到為善之德。士庶誠信，我也誠信；士庶不誠信，我也誠信，這樣就能做到誠信之德。圣人執(zhí)掌天下，要收斂自己的欲望，以渾樸之姿對待天下之自然運轉(zhuǎn)。士庶一般都專注于耳目聰明，物欲追求，但圣人則一任渾樸純真之嬰孩狀態(tài)。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是這段話的主題詞。
“圣人常無心”，“圣人皆孩之”，類似意見，在儒學中也可以看到。這是一種論個人修養(yǎng)，可以回歸“真人”境界的描述；論政治治理，就是對恪守“無為而治”也即“自發(fā)秩序原理”境界的描述。有必要做個注：“無為而治”是儒學話語，四字就在《論語》中。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中描述了人的精神的三種狀態(tài)：負重的駱駝、沙漠的雄主、無懷的赤子。一般人們都注意于“沙漠的雄主”這一階段，以為這類“超人”的境界乃是尼采講述的主題。但這是一種激進時代需要的“誤讀”�！俺恕币布础吧衬男壑鳌�，作為人類文明推進的一個階段，并不是尼采所標榜的最高境界，在尼采看來，最高的境界是“無懷的赤子”，也即純?nèi)巫匀坏膵牒ⅰ＿@才是尼采欣賞并理解的人類愿景。
《老子》在尼采之先，已經(jīng)多次言說了這個境界。《老子》中至少五次論及這個主題：“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我獨泊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
李贄“童心”說，與老子和尼采的論說也頗接近。
在俄羅斯一些作品中，常�？梢钥吹剑藗冊诜Q贊一個作家或思想家的時候，往往把他比之于“孩子”，如托爾斯泰就被人說很像一個孩子。
孩子的狀態(tài)，是一種無心為善、無心為惡的狀態(tài)。
以這種心態(tài)、境界主持天下，則：無論士庶善與不善，我要善；無論士庶信與不信，我要信。儒學主張邦國領(lǐng)袖與政府，必須行仁政、有誠信。這兩大指標，不得借口士庶“素質(zhì)”太差而移易。士庶“素質(zhì)”差不差不可知，領(lǐng)袖“素質(zhì)”差不差則一望而知。且士庶大眾，良莠不齊，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試圖一攬子解決士庶全部向善、全部守信，這個念頭本身就是狂妄的，因此是“不善”的，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是“不信”的。士庶善，我才善；士庶信，我才信。這是駔儈交易——你給我半斤，我給你八兩（老秤），而不是人君治理——恪守圣賢價值理念，不搖擺、不飄移，更不因外界“不善”“不信”，“皆注其耳目”而變更。
當年丘吉爾為大不列顛立下潑天大功，英國士庶“不善”“不信”，而且“皆注其耳目”——就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全然不顧這位大英雄的昔日榮耀，但丘吉爾并不因此而改變致力于英國自由事業(yè)的初心。
太宗趙炅，以他“讀老”、讀佛、讀圣賢書，且日讀三卷《太平御覽》的知識積累和思想資源，覺悟到這個“君道”，與丘吉爾有邏輯上的相通處。這不是尋常君主可以達致的境界。
寇準“令帝復坐”
名相寇準，是一個“剛猛威斷”的人物�！板Y之盟”，幾乎就是他逼著真宗趙恒御駕親征的結(jié)果。他對太宗也有“剛猛威斷”的記錄。一次奏事，說來說去，太宗不聽他的，越說意見越不合，太宗一怒站起，拂袖要走�？軠室话牙√谝路贩Q“令帝復坐”，讓皇帝再坐下來。一直到這件事滿足了寇準的要求，寇準才退出。
但太宗還就是喜歡他這個樣子，留下一句話，被史官記錄在冊：
“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文皇，就是唐太宗。
太宗對文武大臣，往往就是這種姿態(tài)，豁達，大度，親切，不端著，不做作。本色，是他一大特色。用太宗自己話說，就是“貴其自然”，儒學的意見就是“誠”，真實而又誠懇。
宋太宗批評唐太宗
淳化五年（994）夏四月的一天，宋太宗有一次批評唐太宗。他對左右說：
“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為，蓋好虛名者也。每為一事，必預(yù)張聲勢，然后行之，貴傳簡策，此豈自然乎！”
帝王的舉動，貴在自然。朕曾經(jīng)瀏覽唐代歷史，看到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為，應(yīng)是一個好虛名、好虛榮的人。你看他每做一件好事，一定要預(yù)先做張做勢，然后去做，傳之簡冊之事，這樣自然嗎？
太宗趙炅看不慣那種為了流傳青史而矯揉造作去做“好事”的行為。
開寶寺靈感塔與田錫的譏評
不僅“本色自然”，他還“克己復禮”。
太宗信佛教，又有克制，信佛而不佞佛。
太平興國八年（983）十月，宋人有新譯的佛經(jīng)五卷，太宗看后，覺得不錯，就對臣下說：“凡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舍身為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于釋氏也。”作為君臣，能夠治理天下，有利于天下，就是修行。過去梁武帝動不動就舍身，到佛寺去做僧奴，這真是太愚蠢啦！但佛經(jīng)之說，也有很可觀的地方，愛卿等可以試著讀一點。我的想法是：要讓世間有佛教存在，但不能沉溺于佛教中不理政事。
這是接近“政教分離”的大智慧，很得圣賢之“中道”精神。
但太宗也曾大興土木，建造佛寺。城內(nèi)興國寺，有兩個樓閣，用來安放高大的佛像，遠在都城數(shù)十里，就可以看到這個塔閣。兩個閣樓之間有飛樓聯(lián)結(jié)為御道。我想象那規(guī)模仿佛應(yīng)縣木塔或薊縣獨樂寺，甚至還要宏闊高大。要登上六七層樓，才能見到佛的腰腹。光是佛的指頭，就有一人合抱那么粗。史稱“觀者無不駭愕”，參觀的人沒有不心生恐怖和驚愕的。
他更建構(gòu)一座十一層高的開寶寺靈感塔，從杭州迎釋迦佛舍利進入京師，用這來寶藏佛舍利。到了安放舍利儀式那一天，太宗甚至為之流淚。這塔高360尺，史載宋“營造尺”為31.20厘米，如是，則高達112米以上，費用億萬計，前后用了八年時間�？⒐ず�，史稱“備極巧麗”。太宗似乎為此很得意。但知制誥，負責起草文書的政事堂秘書田錫上疏說：
“眾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涂膏釁血。”
眾人都認為這塔金碧輝煌，但臣認為那是涂抹的民脂民膏、百姓鮮血。
這話說得如此之狠，太宗什么表示？史稱“帝亦不怒”。
像人性有的弱點一樣，太宗也愛聽奉承話。大宋承五代亂世而來，而五代最后一個割據(jù)政權(quán)北漢，終于在后來的日子里被太宗克服，從此中原一統(tǒng)。太宗高興，考進士時，就用《六合為家》作為試題�！傲稀敝笘|西南北加上下，總六個方向，代指天下或宇宙。這題一出，有個進士王世則很快就寫好了，內(nèi)中有句：“構(gòu)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關(guān)�！边@詞不太難懂，翻譯為白話，毫無意味，就這樣讀下去，讀幾遍，那個“氣魄”就讀出來了。大意是說六合之內(nèi)都是皇天后土，日月所照都是宮禁金鑾，領(lǐng)土、領(lǐng)海、領(lǐng)空，不光“普天之下”，連“普天之上”，都是皇上的。史稱“帝覽之大悅，遂擢為第一人”�；噬弦豢创鬄楦吲d，將王世則擢升為進士第一人。
這么愛聽好話的人，聽了田錫的一番譏評，卻“不怒”。
這是饒有意味的一個姿態(tài)。
如果接受田錫的批評，就要下罪己詔，就要改變信仰，就要拆除靈感塔，這是信佛的太宗趙炅做不到的。
如果不接受田錫的批評，就要貶黜田錫，至少要斥責一番，但對于一向鼓勵官員直言的帝王，這么做，就等于食言，這也不是太宗愿意接受的格局。
當然，也可以假惺惺地表示認錯，堅決不改。但這樣就是“不誠”，而“不誠”乃是“修身”大忌。太宗一世“修身”不已，這更不是太宗能做的事。
還可以與田錫討論，慢慢說說為何要造塔，意義何在，有何功用，等等。但想到國計民生，花上億經(jīng)費，做這么個東西，與他那“治人利物，即是修行”說法，相距太遠。太宗理虧。理虧而強辯，就是“文過飾非”。而圣賢規(guī)則有一款：“小人之過也,必文！”（見于《論語·子張》子夏語錄）小人有了過錯，一定會掩飾。太宗不是小人，無法掩飾。大宋一朝的帝王有個天大的長處：講理。蠻橫的事，他們很少做；無賴的事，幾乎不做。于是，“不怒”之外，大宋帝王只能聽著，不做表態(tài)。
這故實讓我想起“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孟子》記錄。宋太宗仿佛齊宣王，田錫仿佛孟子，孟子對齊宣王一番譏評之后，齊宣王開始掩蓋自己的尷尬，故意對左右扯別的話頭，宋太宗則干脆啥也不說，不解釋，也不遮掩。這種“純?nèi)巫匀弧钡淖藨B(tài)，是“克己”之后的一種豁達。
帝王是人類特殊的職業(yè)，但并非在人類之外，因此，人類所有的弱點，帝王也有。因為所在九五之尊過于隆崇，言動之間，即影響朝廷內(nèi)外。因此，“克己”成為帝王的優(yōu)秀品質(zhì)。太宗不是那種“深居簡出，示人莫測”如秦始皇、雍正帝般的人物；也不是動輒“龍顏大怒，陰沉雄猜”如漢武帝、永樂帝般的人物；更不是“性情乖戾，暴戾恣睢”如文宣帝、隋煬帝般的人物。他總是試圖克制自己的情緒，按理性規(guī)則出牌。在帝國領(lǐng)袖這個位置上，他“克己復禮”的功夫做得很足，有圣賢氣象，算得上孔子及格的學生。
日僧奝然
日本國有個僧人名叫奝然（音雕然），搭乘大宋商人的海船，越過千里風波，到汴梁來見宋太宗。
日本與大宋早有來往，吳越國時更與日本有過密切交流，國王錢俶還曾贈送日本很多小型寶塔。
奝然來宋時間，可能是雍熙元年之前，但到達汴梁時間是公元984年，雍熙元年三月。與他同來的有五六人，獻上了銅器十余尊，還有本國的《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還有《孝經(jīng)》兩種，一種是《孝經(jīng)鄭玄注》，一種是《孝經(jīng)新義》�！缎⒔�(jīng)鄭玄注》是漢代大儒鄭玄做的注解�！缎⒔�(jīng)新義》是大唐越王李貞題簽，記室參軍任希古撰寫的注解。這兩部《孝經(jīng)》都有“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顯然是布帛狀，不是書籍狀，但是裝幀相當豪華，看出日本對古來《孝經(jīng)》的珍重。
奝然穿了一身綠色的服飾，他善于書寫隸書，可惜不通漢語。太宗問他日本風土，他就寫在紙上回答，說：
“我日本國中有儒學經(jīng)典‘五經(jīng)’，也即《周易》《尚書》《詩經(jīng)》《禮記》《春秋》；還有佛經(jīng)多種；《白居易集》七十卷，這些都是往昔從中國得來。日本土地適合種植五谷，但小麥較少。市場交易用銅錢，銅錢文字是‘乾文大寶’。牲畜有水牛、驢、羊，多產(chǎn)犀牛、大象。也產(chǎn)絲蠶，大多織絹，薄致可愛。樂器有中國、高麗兩種。四時寒暑，與中國相類。日本國之東境接近一海島，乃是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州產(chǎn)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此作為對日本國的貢賦。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都世系為官�！�
太宗給了奝然很優(yōu)厚的待遇，賜給他紫色的衣服，在“官服”中，由綠色升格為紫色是一種擢升。奝然下榻于太平興國寺。而后又要求去五臺山朝拜，太宗答應(yīng)了他，并詔令所路過的地方都要做好招待。奝然臨別時，又想要《大藏經(jīng)》，太宗也下詔給他一部。隨后，他跟隨臺州寧�？h的商人鄭仁德的商船回日本去了。
到了端拱元年（988），太宗又收到了奝然的感謝信和一批貴重禮品。這是由另一撥日僧，奝然的弟子帶來的。感謝信寫得非常典雅，內(nèi)中有言：
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shù)千里之山岳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于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xié)，粗觀宇內(nèi)之瑰奇�！瓓P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v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
當初我來的時候，看著落日而西行，只感覺時光太慢了，怎么也走不完這十萬里波濤；等我根據(jù)信風而回去時，又感覺這時光太快了，幾千里山河很快就看不到了。我這個狂妄的下根之人，卻有幸看到了中華之繁盛�；噬夏�不斷下旨，允許我到遠地去跋涉；我這心總算得到滿足，粗粗地見識了天下的瑰麗奇異�！瓓P然我辭去鳳凰所駐之仙洞，回到螻蟻所棲之封土。無論在天朝還是在此地，我只仰望皇德之盛大；雖然翻越了高山大海，哪里敢忘記懷念皇帝的深情�？v使我粉碎了這個百年的肉體，那也無法報答皇上您一日的恩典。拿起筆來寫信，不斷有淚水流下。展開紙張說話，無法表達我對皇恩的仰慕……
《孝經(jīng)》
我關(guān)心的是奝然帶來的禮物，其中一種是《孝經(jīng)》。
近人著書說，在日本曾發(fā)現(xiàn)“古文”《孝經(jīng)》殘本，也即漢儒孔安國的注本殘本。奝然帶到中國來的《孝經(jīng)新義》不詳，但《孝經(jīng)鄭玄注》卻屬于“今文”《孝經(jīng)》。兩種版本文字略異。
《孝經(jīng)》一般認為是孔子弟子所著，全書不計標點，只有一千八百字�！缎⒔�(jīng)》本來有三種版本，今文本為鄭玄注，古文本為孔安國注，大唐帝王玄宗曾親自作注一種。玄宗注本頒行后，鄭、孔兩注都漸漸失傳，雖然有清人輯本，但并非全貌。奝然帶來鄭玄注的《孝經(jīng)》今文全本，應(yīng)該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事件。
日本國對《孝經(jīng)》極為重視。
日本關(guān)西大學陶德民教授曾對我說：日本名人吉田松陰早年曾經(jīng)為“通宇內(nèi)形勢”,“探知其實情”，借美國人佩里再到日本之機，與門生偷渡到美國船上請求出洋，遭拒絕后自首。陶教授考證出，吉田偷渡時隨身帶了四本書：《孝經(jīng)》《唐詩選掌故》《蘭學》《和蘭詞典》。吉田是伊藤博文的老師，也是富有野心的人物，曾有“并吞五大洲”的夢想。
《孝經(jīng)》在日本，自八世紀開始，就得到重視。曾經(jīng)得到鑒真和尚授戒的日本孝謙女皇，大約是日本史上最為嬌媚而有作為的巾幗女杰。她終生未婚，雖然不少風流韻事，但對傳統(tǒng)儒學卻禮敬有加。她曾經(jīng)下令全日本“家藏孝經(jīng)一本，精勤誦習，備加教授”。
德川時期的日本大儒，陽明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中江藤樹曾著有《孝經(jīng)啟蒙》一書，內(nèi)中有言：“吾與父母本一體而無間隔，故吾立身行道，則父母鬼神著而享之，吾名傳播，則父母之名亦因以光顯也。”他認為這是“孝行成功盡頭處”。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舉國倡導“文明開化”，但在中小學教科書中，卻加入不少忠孝文字與內(nèi)容，“持孝行乃人倫之最大義”是日本國民精神文明之一。日本人的“克忠克孝”已經(jīng)成為“日本性格”。
宋太宗也同樣重視《孝經(jīng)》。
有一次，太宗得到《千字文》，就拿到秘閣賜給名臣李至。李至將它做了刻石立碑的處理。太宗再來，看到《千字文碑》，就說：“《千字文》乃是梁武帝得到殘碑鐘繇的書法，而后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義理方向上沒有什么更多可取的，如果論有助于天下之教化，莫過于《孝經(jīng)》啊�！闭f著還親自書寫了《孝經(jīng)》全文，賜給李至。此事成為“《孝經(jīng)》傳播史”上的一段佳話。
《孝經(jīng)》，可能是近代激進思潮以來，最為人所詬病的儒學經(jīng)典。
世間不少“耳食者”，也即靠道聽途說而自命得到“宇宙真理”之輩，不斷咀嚼近代反傳統(tǒng)者反復咀嚼過的饃，認為《孝經(jīng)》是“封建專制傳統(tǒng)”之產(chǎn)物。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展開來評論《孝經(jīng)》不是我此書的目的，但我愿意，借奝然和日本重視《孝經(jīng)》的故實，略說一說《孝經(jīng)》的大義。
簡言之，《孝經(jīng)》的本質(zhì)，是對生命的感恩。它是規(guī)范君王公侯以至于庶民百姓的政治與倫理之理性規(guī)則�！缎⒔�(jīng)》總根于愛——理性之愛。
《孝經(jīng)》第一章就說：“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贝苏f有五大要點：
一、尊重生命，愛惜生命；
二、感恩父母，孝敬父母；
三、立身揚名，光耀祖宗；
四、忠孝兩全，恪盡職守；
五、完善自我，成就自我。
這五大要點，都是政治倫理之大道，在日本、在歐美、在古代中國，在任何一個文明共同體，都是常識，都是正價值。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共同體反對這五大價值。故《孝經(jīng)》乃是講述文明常識與存在價值的典籍，所言義理，與現(xiàn)代價值自有吻合之處。當然，《孝經(jīng)》不等同于坊間流傳的《廿四孝》。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文本，二者不具有精神上“通約”的性質(zhì)。以《廿四孝》而掊擊《孝經(jīng)》，非好學深思者說話，是言不及義的，不足論。
順便說幾句：所謂“封建專制傳統(tǒng)”這類說法，不屬于吾土圣賢話語，孔孟、老莊、孫逸仙無此話語；不屬于西方政治哲學話語，洛克、柏克、哈耶克無此話語；也不屬于基督教神學話語，加爾文、阿奎那、奧古斯丁無此話語。就史學邏輯而言，它不屬于真判斷。我做此書，猶如一場“漢語純潔化個人運動”，自誓力不吐此六字。
理解《孝經(jīng)》，不僅需要一種對古人的“溫情”，一種肯認文化保守主義精神的姿態(tài)，更需要一種方法，也即從經(jīng)典中尋求人類共同價值的思想方法。隔斷中國與世界的價值聯(lián)系，猶如隔斷中國古代與近代的聯(lián)系，都是同樣問題重重。我與接受激進主義思潮的朋友一樣，若干年前，曾有“反傳統(tǒng)”暨“反《孝經(jīng)》”之言說，所以我熟知這類模式背后的東西是什么貨色，至今后悔覺悟太晚。
奝然所言讓太宗有了感慨，史稱“帝嘆息曰”：
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xù)。朕雖德慚往圣，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yè)，垂可久之范，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后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
這是島夷之國啊，居然世祚如此久遠，他們的大臣也能世系不絕，這是古來之道��！想我中國，自唐末海內(nèi)分裂，五代之國帝王世數(shù)尤其短促，大臣子孫，都很少有繼承父祖之業(yè)的人物。朕雖然德能不如往圣，但常常心懷敬畏，勵精圖治，從來不敢放縱自我而求安閑娛樂。期待能夠建構(gòu)無窮之基業(yè)，立下久長之規(guī)則。既為趙氏子孫所想，也使大臣們能世代守住祿位。這是朕的愿景�。�
這一故實信息密集，“解構(gòu)”它，可以做一篇絕大文章，但太宗這一番話，核心是：期待長治久安。
中國帝制為何沒有“萬世一系”
日本國雖然有戰(zhàn)亂、有割據(jù)，也有天災(zāi)，但在國家治理方向上，國體不變，世系不變，這樣就有了基本秩序。時論常有批評中國“封建社會”（且不論“封建社會”四字的定義之荒謬）的生態(tài)為“超穩(wěn)定系統(tǒng)”，并以此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所在。事實上，日本“系統(tǒng)”比中國“超穩(wěn)定”得多。顯然，“超穩(wěn)定”，與“落后”不構(gòu)成“充分必要”之邏輯鏈條。各種“反傳統(tǒng)”迄今沒有見到思想含金量，原因種種，其中之一是：許多“大言”，不是“真判斷”，其漏洞往往不在思想方向上，而在邏輯方向上。大多數(shù)“反傳統(tǒng)”言說，禁不住至為簡單的邏輯歸納法推敲。
太宗了解到日本國這種政治生態(tài)，很羨慕。大宋三百一十九年，歷十三世十八帝，在中國帝系中，也算比較久長的了，但與日本天皇世系比較還是很短促。
是何原因？
大宋的國內(nèi)治理，其文明程度并不比日本差。在奝然來中國的這一年，日本京都附近正在抓捕私帶武器的人，大宋則正在滑州（今屬河南）治理黃河泛濫。太宗愛惜民力，不愿意動用民工，而調(diào)撥五萬禁軍來堵塞決口，次年還廢棄了嶺南采珠場，原因是：海下采珠艱苦，往往有人溺水而死。此前幾百年，日本國最常發(fā)生的故實就是天皇“讓位”。“讓位”背后的力量較量，熟悉人性弱點，就不會陌生。
與日本比較，中國是一個“四戰(zhàn)之國”，東西南北都有“異族”覬覦。上溯上去，可以看到，“四戰(zhàn)”之中，最兇惡的“異族”來自北方：大明遭遇滿清，南宋遭遇蒙元，北宋遭遇契丹與金國，都有了被“異族”亡國的經(jīng)歷。五代后晉也被契丹所亡。大唐帝國也屢屢遭遇來自北方的多種“異族”之害。南北朝時代，東西晉時代，也曾被“異族”顛覆半個中原。大漢帝國，北有匈奴，匈奴最強盛時期，漢高祖曾被冒頓單于包圍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秦時如此強盛，也依然有匈奴之害，不得不派出大將蒙恬常年鎮(zhèn)守關(guān)外。戰(zhàn)國時的北部，趙國也曾遭遇匈奴侵擾，名將李牧鎮(zhèn)守雁門關(guān)，這才抵擋住來自北方的戰(zhàn)爭危險。但日本沒有“異族”之患。日本“萬世一系”，有得天獨厚的地緣政治條件。
這也是為何太祖趙匡胤像個“守財奴莊稼漢”一樣，辛苦聚財、守財，充實“封樁庫”，準備或贖買“燕云十六州”，或招募勇士擬與契丹武力相對，奪回被石敬瑭割讓失地。也是為何太宗像個“憤怒的青年”一樣，對契丹放狠話：“惟有戰(zhàn)耳”，“乘勝取幽薊”，“徑指西樓之地，盡焚老上之庭”。中原歷代王朝，無不期待“萬世一系”。除了那些無道邦國自內(nèi)部而旋起反對力量，遭遇顛覆以外，大宋、大明，并無大惡，而且在內(nèi)部生長中，都有了“近代性”酵素，但是金元終止了大宋的文明展開，滿清終止了大明的文明展開。直到民國，還在遭遇異族侵擾。中國，地緣環(huán)境太過于惡劣。
大宋未能如日本那樣做到“萬世一系”，固然也應(yīng)該是“眾緣和合”的“耦合”力量作用之結(jié)果，不存在單一向度的原因，但也應(yīng)該看到，在諸“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往往更為凸顯。按照帕斯卡爾的意見，羅馬歷史，與埃及艷后的鼻子有關(guān)：如果她的鼻子短或長一厘米，世界史都會從頭改寫。而現(xiàn)在，她的鼻子“偶然”剛剛好，于是，有了歷史的邏輯起點。大宋，惡劣的地緣“偶然”如此存在著，于是，有了歷史的邏輯起點。這并不是游戲說法，而是歷史經(jīng)驗判斷。當然，誰都知道，羅馬史，除了埃及艷后的鼻子剛剛好，還有更多“偶然性”在參與。大宋帝國沒有成為日本國那種“萬世一系”，除了地緣政治環(huán)境之外，也同樣還有更多“偶然性”在參與。這是無須深入解釋的事實。
在如此地緣環(huán)境之下，自古以來，中原文明之邦，都注意“修德以來遠人”，通過修德，而讓邊緣的“異族”向化，以此來規(guī)避可能的“民族戰(zhàn)爭”。
奝然對日本國的介紹，讓太宗感慨萬分。他所感慨的“孜孜求理”之“理”，是“治理”之“理”的意思。《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太宗踐祚之后“勵精求理”，也就是“勵精求治”的意思。翻閱宋史各類史料，會發(fā)現(xiàn)，宋帝幾乎人人“求理”。作為十世紀、十一世紀的中國合法領(lǐng)袖，他們盡到了個人的最大努力，與歷代帝王比較，大宋帝王群體，最為仁慈而又盡責。他們懷有天下目標，但卻因為“異族”入侵而兩次中斷“世系”。
日本君主國的“世系”經(jīng)驗證明：國體，不影響文明之展開。據(jù)此，我也愿意邏輯地推斷：大宋帝國的“世系”如果也能持續(xù)，同樣不會影響文明之展開。中國圣賢，并不比日本圣賢笨。
考與太祖、太宗大略同時在位的日本君主有村上天皇、冷泉天皇、圓融天皇、花山天皇、一條天皇五人。
村上帝，有干一番事業(yè)的雄心，但始終未能自主掌握權(quán)力，一直被藤原家族控制，國內(nèi)又有多場叛亂，造成財政緊張。
冷泉帝，幾乎是在宮廷政變中被迫讓位，他也懶得執(zhí)政。藤原家族的“獨裁”讓國家備受苦難。
圓融帝，不過是個孩子，藤原家族在攝政中，又開始家族內(nèi)部的“絞肉”斗爭。日本，家國不寧。
花山帝，詩人，才子，“和歌”寫得不錯。但他“踐祚”當天，看中一個侍奉他的宮女，居然當著眾大臣的面在御座上與宮女做愛，于是諸臣紛紛向他進獻美女。以后的歲月，他的荒淫，難言。最后他被藤原家族連哄帶騙，稀里糊涂地讓位、出家。
一條帝，好學，人品也不錯，寫《源氏物語》的紫式部就是那時人。但一條帝幾乎無權(quán)，國家權(quán)力都在道隆、道長兄弟與藤原家族手中。
但就是這類帝系人物下的日本邦國，千年之后，有能力，并有運氣，演繹為福澤渝吉“脫亞入歐”之變革思想。經(jīng)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幾代人的時間，成長為現(xiàn)代邦國。比較來看，以大宋帝國太祖、太宗的仁慈睿智，好學深思，開放襟懷，其帝王譜系下的邦國，至少也應(yīng)有不下于日本帝國的更好前途。我知道歷史不可以假設(shè)。我想說的是，那種動輒將中國“落后”推諉于“帝制皇權(quán)”或“封建專制傳統(tǒng)”的說法，不是真判斷。
帝國，需要在演繹中生長新的可能性，但需要一�！暗婪N”，那就是“天下為公”�！暗婪N”在，吾土文明就不會省略“元亨利貞”之吉相。自堯舜以來，這一粒“道種”，往往“或躍在淵”，但“無咎”。它的生命機緣，不是被決定的，而是按照“存在”的方向自我呈現(xiàn)的。天心如何“呈現(xiàn)”，那是神的事。人要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護持這一粒“道種”，帶著希望，等待，并勞作。
宋太宗趙炅，倡“法當原情”“以民為心”；名相張齊賢，認為“法貴有常”“政尚清凈”。我欣賞這些意見。它們是“天下為公”的法治之花、民生之花。越是理解法理精神，理解作為政治哲學的保守主義，就越能理解大宋帝國的領(lǐng)袖、精英，他們的近代性甚至現(xiàn)代性。
宋太宗趙炅，他的時代，留下了無數(shù)故實。了解這些故實，可以知道十世紀的帝國領(lǐng)袖和士大夫精英團隊，在中國文明的展開中，事實上，也在世界文明的展開中，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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